血吸虫病曾是我国流行范围广、危害严重的重大传染病之一。消除血吸虫病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期间，我国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精准防控为核心，构建“党政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综合施治、精准防控、科学防控，全国顺利实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目标。本文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血吸虫病防控中科技创新与精准防控融合应用的成效，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疫情反弹风险、技术瓶颈及防控短板，结合《加快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行动方案（2023—2030年）》要求，提出“十五五”期间以“科技创新+精准防控”双轮驱动为核心的推进路径，包括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健全精准防控体系、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深化多领域协同联动，为实现全国消除目标和持续巩固消除成果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目的 分析2019—2022年江西省新报告晚期血吸虫病（以下简称晚血）病例的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为优化晚血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病历查询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江西省2019—2022年新报告的晚血病例相关信息，包括人口学信息、诊疗史、共患病与并发症、实验室检查（血常规、肝功能、肝纤四项、凝血四项、肿瘤标志物）及超声检查结果，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建立数据库，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χ²检验。 结果 2019—2022年江西省新报告晚血病例518例，主要分布在上饶市（占45.2%，234/518）、九江市（占31.1%，161/518）、南昌市（占14.1%，73/518）和宜春市（占9.6%，50/518）。其中488例纳入分析，人群分布以男性为主，占62.5%（305/488），平均年龄（66.61 ± 9.84）岁，≥ 60岁者占82.2%（401/488），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占88.5%（432/488），职业为农民者占77.1%（376/488）。临床分型以腹水型为主，占75.4%（368/488）。23.6%（115/488）的病例合并其他疾病，以高血压（41例）最为常见、其次为糖尿病（14例）。13.1%（64/488）的病例出现并发症，主要类型为上消化道出血（53例）。病原治疗和抗肝纤维化治疗率分别为91.4%（446/488）和82.6%（403/488）。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血细胞分析中血小板计数异常率最高，为59.1%（117/198），在不同临床分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2.398，P < 0.05）。肝功能指标中白蛋白异常率最高，为70.7%（140/198）。肝纤维化四项中Ⅲ型前胶原异常率最高，为56.6%（112/198）；腹水型病例Ⅲ型前胶原的异常率为58.9%（96/163）。凝血功能方面，凝血酶时间异常最为常见（占52.5%，104/198），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异常率在不同临床分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3.696，P < 0.05）。超声检查显示，89.2%（415/465）的病例存在Ⅲ级肝实质纤维化，伴腹水者占69.9%（325/465），门静脉主干内径> 13 mm者占62.2%（289/465）。 结论 江西省新报告晚血病例以老年男性为主，腹水型占比最高，常合并高血压和糖尿病。尽管部分病例接受多次病原及抗纤维化治疗，仍进展至晚期，提示需加强合并代谢性疾病患者的早期监测与干预，以延缓疾病进展。

目的 探究E-钙黏蛋白（E-cad）过表达对血吸虫感染引起的肝组织上皮间质转化（EMT）和纤维化的影响。 方法 16只小鼠随机分为E-cad组和对照组，分别经尾静脉注射2 × 10¹¹ vg的腺相关病毒8包装的E-cad质粒和空质粒。注射后3周，经腹部贴片法感染日本血吸虫尾蚴[（20 ± 1）条/只]，感染后6周取肝组织。提取肝组织RNA，qPCR检测目的基因的相对转录水平。提取肝组织蛋白，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检测目的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肝组织石蜡切片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和Masson染色，计算单个虫卵肉芽肿面积和胶原纤维面积。使用GraphPad Prism 9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 结果 对照组和E-cad组小鼠肝组织中E-cad的mRNA相对转录水平分别为1.15 ± 0.07、7.19 ± 2.43，E-cad的蛋白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1.03 ± 0.16、1.42 ± 0.22，E-cad组均高于对照组（t = 4.30、3.62，P < 0.05、0.01），肝脏过表达E-cad小鼠模型构建成功。qPCR结果显示，E-cad组小鼠肝组织中波形蛋白（Vim）、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Ⅰ型胶原蛋白（Col-1）和Ⅲ型胶原蛋白（Col-3）的mRNA相对转录水平分别为0.60 ± 0.17、0.62 ± 0.19、0.31 ± 0.17、0.30 ± 0.13，均低于对照组的1.37 ± 0.33、1.43 ± 0.35、1.78 ± 0.84、1.78 ± 0.45（t = 3.60、3.48、3.74、5.52，P < 0.05、0.05、0.05、0.01）。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E-cad组小鼠肝组织中Vim、N-钙黏蛋白（N-cad）、α-SMA、Col-1、Col-3、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Samd2和Smad3的蛋白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0.22 ± 0.13、0.37 ± 0.14、0.29 ± 0.19、0.23 ± 0.06、0.17 ± 0.02、0.32 ± 0.13、0.57 ± 0.14和0.54 ± 0.10，均低于对照组的0.71 ± 0.13、0.65 ± 0.08、0.81 ± 0.13、0.43 ± 0.08、0.50 ± 0.16、0.68 ± 0.07、0.87 ± 0.04、0.82 ± 0.06（t = 4.39、2.75、3.91、3.99、3.47、3.92、2.95、4.61，P < 0.01、0.05、0.01、0.01、0.05、0.01、0.05、0.05）。HE染色显示，对照组和E-cad组小鼠的肝组织单卵肉芽肿面积分别为[（34.10 ± 6.94） ×10⁴]和[（12.76 ± 3.16） × 10⁴]μm²；Masson染色显示，对照组和E-cad组小鼠的肝组织单卵肉芽肿胶原纤维面积分别为[（8.50 ± 2.36） × 10⁴]和[（3.65 ± 0.90） × 10⁴]μm²。E-cad组的单卵肉芽肿面积和胶原纤维面积均小于对照组（t = 7.41、5.01，均P < 0.01）。 结论 小鼠肝脏过表达E-cad能够减轻日本血吸虫感染引起的肝脏EMT和纤维化水平，这一过程可能通过抑制TGF-β1/Smad信号通路而实现。

目的 了解和掌握云南省人体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和流行特征，为制定全省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按照《全国肝吸虫病和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方案（试行）》要求，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17个县（市、区）开展监测工作（其中澜沧县为固定监测点），各监测点按地理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片区，每片区各抽取1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整群抽取3周岁及以上本地常住人口200人为监测对象，每个调查点调查人数不少于1 000人。采集被调查者粪样，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一粪两检）进行检测和虫卵计数，计算感染率、感染度等，感染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3~9岁儿童加做透明胶纸肛拭法再次检查蛲虫卵。固定监测点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5户居民，每户采集1份田地或菜园土样，检测土样中的钩蚴和人蛔虫卵。 结果 17个土源性线虫病监测县（市、区）共调查17 554人，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为2.81% (493/17 554)。各片区中滇南感染率最高，为5.27%（384/7 288）（χ² = 297.64，P < 0.05），边境县感染率（11.69%，370/3 166）高于非边境县（0.85%，123/14 388）（χ² = 1 115.42，P < 0.05），各监测点澜沧感染率最高，为23.87%（263/1 102)（χ² = 2 094.64，P < 0.05）。男性感染率为2.60%（214/8 237）、女性为2.99%（279/9 317）。年龄分布感染率最高的是60~69岁组（3.72%，99/2 658)（χ² = 47.97，P < 0.05）。民族分布感染率排前4位的依次是景颇族（1/2）、拉祜族（27.68%，155/560）、哈尼族（14.74%，102/692）和佤族人群（12.66%，10/79）（χ² = 1 828.99，P < 0.05）。职业分布感染率最高的是农民（3.37%，457/13 563）（χ² = 71.94，P < 0.05）。文化程度分布感染率最高的是文盲6.71%（89/1 327）（χ² = 143.84，P < 0.01）。钩虫、蛔虫、鞭虫、蛲虫感染率分别为2.47%（434/17 554）、0.05%（9/17 554）、0.26%（45/17 554）和0.07%（13/17 554）。钩虫、蛔虫和鞭虫轻度感染者分别占97.00%（421/434）、8/9和88.89%（40/45）；中度感染者分别占1.38%（6/434）、1/9和11.11%（5/45）；钩虫重度感染占0.38%（6/434），蛔虫和鞭虫未发现重度感染者。固定监测点检测25份土壤样品，其中11份检出钩蚴，检出率为44.00%（11/25），未检出蛔虫卵。此次调查还检出带绦虫、东方毛圆线虫和缩小膜壳绦虫感染者。 结论 云南省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土源性线虫尤其钩虫感染仍处于较高水平，在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源性线虫病综合防治是今后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目的 基于血清学检测数据，系统揭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6种重要食源性寄生虫IgG血清阳性率的时空分布格局与聚集特征，为精准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2023年大理白族自治州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接收的就诊人群血清样本，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或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对绦虫/囊尾蚴病、广州管圆线虫病、旋毛虫病、片形吸虫病、棘球蚴病和并殖吸虫病共6种重要食源性寄生虫病病原进行血清IgG抗体检测。利用ArcMap 10.8软件实现地理分布可视化，并采用莫兰指数评估研究区域内血清IgG抗体阳性率的整体空间聚集模式，热点分析局部统计量识别研究区域内的高值（热点）与低值（冷点）聚集区，运用SaTScan 10.1软件基于Poisson模型进行时空扫描统计分析，以识别寄生虫IgG抗体阳性率的时空聚集区域。 结果 2019—2023年累计检测样品3 131份，大理州食源性寄生虫血清IgG抗体总阳性率为23.3%（728/3 131），各年度依次为52.5%（139/265）、50.5%（161/319）、26.7%（211/789）、14.6%（140/961）、9.7%（77/797），呈显著逐年下降趋势（χ² = 387.55，P < 0.01）。感染类型以单一感染为主（阳性率18.6%，583/3 131），双重感染次之（阳性率4.2%，132/3 131）。血清总阳性率位列前3的县依次为云龙县（53.2%，58/109）、南涧彝族自治县（35.5%，33/93）和祥云县（32.7%，33/101）。2019—2023年各年份的莫兰指数均为负值，范围为-0.20至-0.03，各年度阳性率的空间分布均未呈现出空间自相关（均P > 0.05），符合空间随机分布模式。热点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呈随机模式，显著热点区域随时间推移，呈现出从西部（云龙县、漾濞彝族自治县）向中部（大理市），再向东（弥渡县）迁移的动态特征。时空扫描识别出2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聚集区域，分别是鹤庆县（2021—2022年，RR = 6.47，P < 0.01）和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2021—2022年，RR = 5.30，P < 0.01）。阳性样品人群分布主要集中在农民群体（占86.1%，627/728）、男性群体（占59.1%，430/728）以及40~59岁年龄组（占比55.6%，405/728），不同感染模式阳性群体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分布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 = 1.97、7.73、10.64，P > 0.05）。 结论 大理州食源性寄生虫总体感染风险下降，但空间分布呈现“全局随机、局部聚集、热点动态迁移”的复杂格局。需针对长期高负担地区、异常聚集区及动态热点区域采取差异化精准干预，并重点加强农民等高危人群的健康教育与行为干预。

目的 探讨肝多房棘球蚴病（AE）患者外周血及肝脏中中性粒细胞水平、免疫微环境特征及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4例AE患者（AE组）和24位健康者（HC组）为研究对象。AE组患者均经影像学与病理学确诊。收集研究对象性别、年龄、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数值，计算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和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对AE组进行PMN分型。使用GraphPad Prism 9软件分析AE组外周血临床指标间相关性。采集外周血与手术切除的病灶近旁及远端肝组织，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Masson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使用QuPath-0.5.1软件分析2组趋化因子（C-C基元）配体2（CCL2）、趋化因子（C-X-C基元）配体1（CXCL1）、C-X-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2（CXCR2）阳性区域面积占比。流式细胞术分析肝脏CD16⁺ CD66b⁺ 中性粒细胞水平及其与临床指标相关性。ELISA检测外周血与肝组织中白细胞介素8（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颗粒酶B（GRZB）、CCL2、弹性蛋白酶2（ELA2）、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基质金属蛋白酶（MMP-9）、髓过氧化物酶（MPO）等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相关性网络分析。 结果 与HC组相比[（1.99 ± 0.62）× 10⁹/L、（260.29 ± 40.36）× 10⁹/L]，AE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和血小板水平下降[（1.60 ± 0.64）× 10⁹/L、（229.75 ± 62.20）× 10⁹/L]（t = 2.036、2.018，均P < 0.05）；ALT、AST、NLR、SII升高[AE组分别为（35.54 ± 27.53）U/L、（49.21 ± 47.63）U/L、2.06（区间1.48~3.27）、725.29（区间312.41~810.59），HC组分别为（24.17 ± 5.29）U/L、（49.20 ± 47.64）U/L、1.67 ± 0.37、420.58 ± 44.81]（t = 2.319、2.604、2.317、2.051，均P < 0.05）。相关性分析显示，NLR、SII与PMN分型呈强正相关（r = 0.67，P < 0.01），与ALT呈弱正相关（P < 0.05）。病理学检查显示，与远端相比，病灶近旁存在严重的组织结构紊乱、肝细胞凝固性坏死和纤维化。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近旁CD16⁺ CD66b⁺ 中性粒细胞水平（20.49 ± 10.63）较远端（33.52 ± 11.23）显著升高（t = 6.923，P < 0.01），且与PMN分型呈正相关（r = 0.667，P < 0.05）。免疫组化显示CCL2、CXCL1、CXCR2在病灶近旁高表达（近旁分别为50.03 ± 15.30、72.77 ± 13.45、74.49 ± 10.55，远端分别为40.99 ± 13.78、56.94 ± 16.23、57.76 ± 15.26）（t = 6.492、5.527、3.747，均P < 0.05）。AE组外周血IL-6、IL-10、ELA2、NGAL、MMP-9、MPO和TNF-α水平升高；病灶近旁IL-8、IL-10、GRZB和CCL-2高表达，NGAL、MMP-9低表达。相关性网络分析结果显示，MPO与ICAM-1（r = 0.98）、MMP-9与ELA2（r = 0.88）呈极强正相关。 结论 AE患者肝病灶周围存在以趋化因子轴（CXCL1、CXCR2、CCL2）上调为驱动的中性粒细胞显著浸润。中性粒细胞通过释放氧化酶和基质降解酶的协同效应，驱动了病灶周围的炎症风暴与纤维化重塑。由局部免疫微环境恶化引发的病理改变，决定了疾病的严重程度（PNM分型），并同步映射外周血系统性炎症指标（NLR、SII）的显著升高。

目的 分析2015—2024年广东省报告的疟疾病例流行病学特征，为进一步完善疟疾防控策略、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系统中，收集2015—2024年广东省疟疾病例的报告信息及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和SPSS 26.0软件统计分析感染虫种、感染来源地、三间分布特征以及就诊和诊断情况。 结果 2015—2024年广东省共报告疟疾病例1 879例，其中境外输入性病例1 871例，输血感染病例2例，长潜伏期三日疟再燃病例6例，共报告死亡病例16例。2015—2019年度报告病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2020—2022年）年均报告病例数均低于平均值。经实验室确诊，恶性疟1 559例（占83.0%），2015—2024年恶性疟占比为80.4%~86.8%。1 871例输入性病例中，1 785例（占95.4%）感染地为非洲。除潮州市外均有病例报告，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共报告1 680例（占89.4%，1 680/1 879）。月报告病例数为1~65例，中位数为15例/月，年度疫情高峰通常出现在6月和8-10月。病例男女性别比为8.8:1；主要集中在30~39岁组（32.5%，611/1 879）和40~49岁组（26.7%，501/1 879）。病例共由191家机构报告，78.4%（1 474/1 879）的病例在发病3 d内就诊，恶性疟病例占比最高，达79.7%（1 242/1 559）（χ² = 8.17，P < 0.01）。初次诊断即诊断为疟疾的病例占83.1%（1 562/1 879）。初诊单位为地市级以上、县（市/区）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疟疾诊断正确率分别为90.6%（1 096/1 210）、81.7%（402/492）和36.2%（64/17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27.04, P < 0.01）。从就诊到确诊的中位时间为1 d，86.6%（1 627/1 879）的病例在就诊3 d内确诊，恶性疟病例在3 d内确诊的比例高于其他类型（χ² = 12.44，P < 0.01）。共报告69例（占3.7%，69/1 879）重症疟疾，感染虫种均为恶性疟原虫。 结论 广东省的疟疾输入风险持续上升，恶性疟病例占比高，今后应重点加强出入境人员健康教育以及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早期诊断能力。

目的 分析2016—2024年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与诊断延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和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收集2016—2024年杭州市报告的疟疾监测数据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包括人口学特征、发病及就诊情况、感染来源、既往病史、治疗情况、感染虫种等相关信息。应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及诊断延迟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及诊断延迟与重症疟疾发生的关系。 结果 2016—2024年杭州市累计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282例，男性占94.0%（265/282）、女性占6.0%（17/282），境外务工人员占80.1%（226/282），非洲输入病例占96.1%（271/282）。发病后初次就诊于区（县）级医疗机构的病例最多，占40.8%（115/282）；初次就诊误诊率为22.7%（64/282）。报告病例中恶性疟占比最高（74.8%，211/282）。发病至初次就诊时间间隔为0~16 d，出现症状当天就诊的病例占30.1%（85/282），初次就诊到确诊时间间隔为0~46 d，就诊当天确诊的病例占38.6%（109/282）。就诊延迟、诊断延迟和总体延迟的病例分别占13.1%（37/282）、28.4%（80/282）和18.4%（52/282）。< 30岁、30~39岁、40~49岁、≥ 50岁的发病至初次就诊延迟率分别占15.5%（9/58）、9.9%（7/71）、6.3%（5/79）、21.6%（16/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8.843，P < 0.05）。不同输入地区、初诊医疗机构级别、初次就诊结果和感染疟原虫虫种的诊断延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860、19.768、113.928、13.030，P < 0.05）。不同年龄组、输入地区、发病距境外旅居史时间间隔、初次就诊结果和感染疟原虫虫种总体延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9.211、5.554、15.354、54.830、31.735，P < 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 ≥ 50岁是就诊延迟的危险因素（OR = 1.245，95%CI：1.085~1.708）。发病距境外旅居史间隔6个月以上（OR = 3.057，95%CI：1.041~8.979）、初次就诊为其他疾病（OR = 29.405，95%CI：13.993~61.789）、感染间日疟原虫（OR = 2.717，95%CI：1.016~7.266）以及感染其他疟原虫（OR = 2.810，95%CI：1.498~5.273）的病例更易出现诊断延迟；初次就诊为省级医疗机构的病例是诊断延迟的保护性因素（OR = 0.135，95%CI：0.023~0.800）。282例病例中有11例重症及死亡病例，其中恶性疟10例、卵形疟1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诊断延迟（OR = 6.285，95%CI：1.625~24.302）、总体延迟（OR = 6.046，95%CI：1.491~24.522）与重症疟疾发生风险增加有关。 结论 2016—2024年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和确诊存在一定程度延迟，主要与年龄、境外旅居地、初次就诊医疗机构级别和感染疟原虫虫种有关。

目的 建立嵌合表达恶性疟原虫环子孢子蛋白（PfCSP）的伯氏疟原虫（Pb）感染小鼠模型，并评估该模型在疫苗免疫保护效果评价中的应用价值，为推进针对CSP的疟疾疫苗研究提供可靠的概念验证平台。 方法 采用PCR鉴定和验证嵌合Pfcsp的转基因Pb虫株（PfCSP-Pb虫株），通过体外培养1~5 d、小鼠体内传代1~6 d比较PfCSP-Pb虫株与野生型Pb虫株在红内期的增殖、形态及原虫血症情况。以斯氏按蚊血餐分别感染PfCSP-Pb虫株或野生型Pb虫株3~4 d的ICR小鼠，按蚊感染后第14天，红汞染色观察按蚊中肠的卵囊情况，荧光显微镜检测中肠和唾液腺中子孢子的GFP荧光信号。收集感染PfCSP-Pb虫株或野生型Pb虫株的按蚊唾液腺子孢子，尾静脉注射感染ICR小鼠，感染42 h后，提取小鼠肝组织总RNA，qRT-PCR检测子孢子18S rRNA在小鼠肝期的相对表达量。用PfCSP特异性单克隆抗体mAB317（100 μg）被动免疫小鼠2 h后，用感染PfCSP-Pb虫株或野生型Pb虫株的按蚊唾液腺子孢子感染小鼠，qRT-PCR检测各组小鼠肝脏相对载虫量，验证mAB317单克隆抗体对PfCSP-Pb虫株子孢子感染肝细胞的阻断效果。 结果 PCR鉴定结果显示，PfCSP-Pb虫株稳定整合并表达pf-csp基因和gfp-luciferase报告基因。在红内期，PfCSP-Pb虫株体外和体内培养的红细胞原虫血症均与野生型Pb虫株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0.86、2.18，P > 0.05）；PfCSP-Pb虫株在环状体、滋养体与裂殖体阶段的形态与野生型Pb虫株一致，且胞质中可观察到稳定的GFP荧光蛋白表达。饲血后第14天，红汞染色显示，PfCSP-Pb虫株与野生型Pb均可在感染按蚊中肠形成大量卵囊，内含未成熟子孢子；蚊期感染第21天，在感染PfCSP-Pb虫株按蚊的唾液腺和中肠组织中检测到GFP荧光信号。肝期实验qRT-PCR结果显示，PfCSP-Pb虫株感染组中18S rRNA的相对表达量为1.26 ± 0.49，与野生型Pb虫株感染组的1.16 ± 0.6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27，P > 0.05）。mAb317被动保护实验中，qRT-PCR检测结果显示，PfCSP‐Pb抗体组小鼠的肝脏相对载虫量为0.25 ± 0.48，低于PfCSP‐Pb对照组（未注射mAb317）小鼠的1.10 ± 0.51（t = 2.70，P < 0.05）；野生型Pb抗体组小鼠的肝脏相对载虫量为0.92 ± 0.44，与野生型Pb对照组的1.28 ± 0.6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99，P > 0.05）。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能稳定表达嵌合PfCSP的伯氏疟原虫感染小鼠模型。PfCSP-Pb虫株在体内外均保持稳定的生物学特性，并能特异性用于评估针对PfCSP抗体介导的免疫保护效果，为恶性疟疫苗开发的临床前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技术平台和评价工具。

目的 基于硫代磷酸化dNTP（dNTPαS）增强重组酶聚合酶扩增（RPA）特异性与灵敏度的特性，结合CRISPR/Cas12a的靶核酸识别与信号放大能力，建立一种疟原虫核酸快速分型检测方法（PRCP）。 方法 使用Primer Premier 6设计通用型RPA引物，SnapGene 6.0软件在通用引物区域内针对不同虫种疟原虫设计特异性gRNA。在反应体系中加入dNTPαS，形成S-RPA扩增反应；利用CRISPR/Cas12a对扩增产物进行分型识别和信号放大输出。依次优化PRCP反应体系中dNTPαS浓度、RPA引物浓度、gRNA浓度、Cas12a浓度、反应温度、反应时间、Cas12a最终切割时间等条件。以浓度梯度为以10⁸、10⁷、10⁶、10⁵、10⁴、10³、10²、10¹ 拷贝/µL的恶性疟原虫质粒为模板进行PRCP检测，评估其灵敏度。以乙型肝炎病毒、巴贝虫、布氏锥虫、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作为对照，评估其特异性。通过添加2 g/L血红蛋白、0.1 mmol/L甘油三酯及1 μmol/L胆红素进行PRCP检测，评估其抗干扰能力。利用混合质粒样品检测PRCP体系区分混合感染的能力，并与厚薄血膜涂片法的临床样品（10份疟原虫感染、10份阴性）检测结果进行一致性比较。 结果 筛选3F3R为通用型疟原虫核酸RPA扩增引物，建立了dNTPαS辅助的RPA扩增技术，构建PRCP系统。PRCP体系的优化参数为：dNTPαS最佳占比为70%，最适引物终浓度为0.50 μmol/L（Rate10为676.36），Cas12a终浓度为0.10 μmol/L（Rate10为338.28），gRNA终浓度为0.10 μmol/L（Rate10为718.90）；RPA反应条件为39 ℃（灰度值32 570 ± 5 045）、20 min（灰度值22 513 ± 156）；以Cas12a切割15 min为检测终点（灰度值8 624 ± 359）。系统灵敏度达100 拷贝/μL及以下；与乙型肝炎病毒、巴贝虫、布氏锥虫、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无交叉反应；能抵抗血红蛋白、甘油三酯、胆红素的干扰；具备检测混合感染的能力。与厚薄血膜涂片法相比，PRCP体系检测的符合率为20/20。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快速、灵敏、特异的PRCP技术，实现了疟原虫基因的快速分型检测，为疟原虫的早期筛查和精准诊疗提供了新方案。

目的 探索崇明地区蜱中常见顶复门原虫的感染情况和遗传进化特征，为崇明地区蜱传性疾病的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 2023年7—9月，使用布旗法在上海崇明采集游离蜱，形态学鉴定后按蜱种和生长阶段分装（同种成蜱1只/份、若蜱5只/份、幼蜱10只/份），提取蜱基因组DNA，PCR扩增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1（cox1）基因和16S rDNA基因鉴定蜱种。巢式PCR扩增巴贝虫/泰勒虫18S rRNA基因短片段（约400 bp），阳性样品进一步扩增18S rRNA基因长片段（约1 600 bp）。巢式PCR阳性产物测序后进行BLAST比对，使用MEGA 11软件计算不同样品的遗传距离并构建系统进化树。原虫检出率的比较使用卡方检验。 结果 共采集游离蜱622只，其中长角血蜱255只、褐黄血蜱367只。长角血蜱分装为83份样品（成蜱55份、若蜱16份、幼蜱12份），褐黄血蜱分装为43份样品（成蜱2份、若蜱9份、幼蜱32份）。18S rRNA基因短片段扩增获得17份阳性样品，其中长角血蜱的阳性样品16份（成蜱9份、若蜱7份），褐黄血蜱的阳性样品1份（成蜱）。17份阳性样品均扩增出18S rRNA基因长片段，测序序列的登录号分别为PX453257~PX453273。BLAST比对结果表明：1条序列与巴贝虫的18S rRNA基因序列（MK930513）一致性为99.52%，7条序列与新型原虫Colpodella的18S rRNA基因序列一致性为91.53%~99.94%，9条序列与肾形虫的18S rRNA基因序列一致性为95.66%~99.36%。遗传距离分析结果表明，7条Colpodella序列间的遗传距离为0.003~0.147，9条肾形虫序列间的遗传距离为0.009~0.060，种内序列保守性较高；Colpodella与肾形虫之间的遗传距离为0.124~0.221，不同属之间遗传距离较大。系统进化树结果显示，肾形虫和Colpodella聚为一大分支，巴贝虫与泰勒虫聚为另一大分支。长角血蜱的巴贝虫、Colpodella、肾形虫检出率和原虫总检出率分别为1.20%（1/83）、8.43%（7/83）、9.64%（8/83）和19.28%（16/83），褐黄血蜱的巴贝虫、Colpodella、肾形虫检出率和原虫总检出率分别为0（0/43）、0（0/43）、2.33%（1/43）和2.33%（1/43），长角血蜱的原虫总检出率高于褐黄血蜱（χ² = 6.29，P < 0.05）。 结论 崇明地区游离蜱中存在巴贝虫、肾形虫和新型原虫Colpodella感染，有引发蜱传性疾病的潜在风险。

目的 了解我国西北部分地区媒介蜱携带梨形虫流行特征及遗传进化关系。 方法 于2023年3月至2024年5月在甘肃省张家川县阎家乡、马鹿镇，成县红川镇，庄浪县郑河乡，陇南市文县；陕西省长武县，青海省大通县以及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河谷地区采集家畜体表寄生蜱，采用体视显微镜依据形态学特征鉴定蜱种。提取蜱基因组DNA，巢式PCR扩增梨形虫18S rRNA基因，阳性产物克隆测序后进行BLAST比对分析，采用MEGA11邻接法构建系统进化树。 结果 共采集1 579只寄生蜱、检测1 559只。甘肃、陕西优势蜱种为长角血蜱，青海优势蜱种为全沟硬蜱，新疆优势蜱种为亚洲璃眼蜱和草原革蜱。PCR扩增结果显示，梨形虫总阳性率为42.78%（667/1 559），其中甘肃为47.81%（319/601）、陕西为30.03%（103/343）、青海为10.71%（15/140）、新疆为48.42%（230/475）。测序鉴定出卵形巴贝虫、双芽巴贝虫、田鼠巴贝虫、吕氏泰勒虫、尤氏泰勒虫和东方泰勒虫等6种梨形虫。甘肃地区以东方泰勒虫、尤氏泰勒虫和吕氏泰勒虫为主，青海地区以田鼠巴贝虫为主，陕西地区以吕氏泰勒虫为主，新疆地区以东方泰勒虫、卵形巴贝虫和双芽巴贝虫为主。系统进化树分析显示，陕西吕氏泰勒虫与陕西株（GenBank登录号为MG930119）、贵州独山株（GenBank登录号为KC735145）聚为一支，张家川东方泰勒虫与泰国株（GenBank登录号为MG757653）及国内株（GenBank登录号为OM756747）聚为同一分支。 结论 西北地区蜱传梨形虫感染率较高，优势虫种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布差异。

目的 探讨孕期刚地弓形虫感染后滋养层细胞表面白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B4（LILRB4）的表达水平变化，以及对滋养层细胞功能及妊娠的影响。 方法 将人原代滋养层细胞培养于细胞培养皿中（1 × 10⁷个/皿），分为对照组和感染组。感染组按细胞与弓形虫1:1感染，加入别藻蓝蛋白（APC）标记的抗人LILRB4单克隆抗体，固定破膜后加入别藻蓝蛋白偶联花青7染料（APC-Cy7）标记的抗人细胞角蛋白7（CK7）单克隆抗体和Alexa Fluor 488标记抗人波形蛋白单克隆抗体，流式细胞术检测LILRB4表达情况。取对数生长期的HTR-8/SVneo细胞接种于24孔板中（2 × 10⁵个/孔），分为对照组和感染组。感染组按细胞与弓形虫1:1感染，加入鼠抗人LILRB4单克隆抗体（1:200）、Elab Fluor 647标记的羊抗鼠IgG抗体（1:200）孵育，封片后使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拍照，Image J软件分析LILRB4蛋白表达的荧光强度。C57BL/6J野生型雌鼠40只与雄鼠20只、LILRB4^-/-雌鼠40只与雄鼠20只分别按雌雄比2:1随机合笼过夜，次晨发现阴栓的雌鼠为孕0 d。野生型孕鼠随机分为野生型对照组和野生型感染组，LILRB4^-/-孕鼠随机分为LILRB4^-/-对照组和LILRB4^-/-感染组，每组6只。孕8 d，野生型感染组和LILRB4^-/-感染组孕鼠腹腔注射300个弓形虫速殖子，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孕14 d，解剖各组孕鼠子宫，观察胎盘、胎鼠发育情况。免疫组化检测野生型对照组和野生型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中LILRB4蛋白表达，Image J软件分析LILRB4蛋白阳性表达情况。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检测野生型对照组和野生型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中LILRB4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以及野生型对照组、野生型感染组和LILRB4^-/-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0（IL-10）和IL-12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将HTR-8/SVneo细胞接种于细胞培养皿中（1 × 10⁷个/皿），分为对照组、感染组和LILRB4阻断加感染组，LILRB4阻断加感染组加入LILRB4中和抗体预处理2 h，感染组和LILRB4阻断加感染组按细胞与弓形虫1:1感染，Western blotting检测3组HTR-8/SVneo细胞中IL-10和IL-12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Transwell法检测弓形虫感染后HTR-8/SVneo细胞侵袭功能。所有数据均采用GraphPad Prism 9.0软件统计分析，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ukey事后检验。 结果 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对照组人原代滋养层细胞中LILRB4阳性细胞比例为（26.10 ± 1.99）%，高于感染组的（18.60 ± 1.13）%（t = 15.00，P < 0.01）。免疫荧光结果显示，感染组LILRB4蛋白的平均荧光强度为122.56 ± 5.24，弱于对照组的149.27 ± 3.50（t = 5.36，P < 0.05）。野生型对照组和LILRB4^-/-对照组孕鼠毛发有光泽，精神正常，胎盘和胎鼠发育良好；野生型感染组和LILRB4^-/-感染组孕鼠萎靡不振、毛发蓬松粗糙，胎盘缺血且胎鼠发育不良。野生型感染组胎盘和胎鼠体质量分别为（54.82 ± 7.12）和（140.59 ± 3.19）mg，低于野生型对照组的（72.51 ± 1.11）和（201.03 ± 17.37）mg（t = 4.25、5.92，P < 0.05、0.01）；LILRB4^-/-感染组胎盘和胎鼠体质量分别为（41.24 ± 2.80）和（68.25 ± 11.55）mg，均低于野生型感染组（t = 3.07、10.45，P < 0.05、0.01）。免疫组化结果显示，野生型对照组小鼠胎盘组织内高表达LILRB4蛋白，主要集中在细胞膜，野生型感染组LILRB4蛋白表达较少。野生型感染组LILRB4蛋白阳性表达率为（16.13 ± 2.55）%，低于野生型对照组的（36.64 ± 6.62）%（t = 5.00，P < 0.01）。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野生型对照组小鼠胎盘内LILRB4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1.15 ± 0.05，高于野生型感染组的0.78 ± 0.10（t = 5.40，P < 0.05）。野生型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内IL-10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93 ± 0.09，低于野生型对照组的1.28 ± 0.16（Tukey事后检验，P < 0.05）；LILRB4^-/-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内IL-10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61 ± 0.10，低于野生型感染组（Tukey事后检验，P < 0.05）。野生型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内IL-1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1.08 ± 0.11，高于野生型对照组的0.55 ± 0.18（Tukey事后检验，P < 0.05）；LILRB4^-/-感染组小鼠胎盘内IL-1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1.67 ± 0.29，高于野生型感染组（Tukey事后检验，P < 0.05）。感染组HTR-8/SVneo细胞内IL-10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85 ± 0.05，低于对照组的1.15 ± 0.06（Tukey事后检验，P < 0.05）；LILRB4阻断加感染组IL-10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72 ± 0.04，低于感染组（Tukey事后检验，P < 0.05）。感染组HTR-8/SVneo细胞内IL-1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89 ± 0.10，高于对照组的0.52 ± 0.14（Tukey事后检验，P < 0.05）；LILRB4阻断加感染组IL-1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1.21 ± 0.04，高于感染组的0.89 ± 0.10（Tukey事后检验，P < 0.05）。感染组HTR-8/SVneo细胞侵袭细胞数为（178 ± 21）个，低于对照组的（278 ± 18）个（t = 45.60，P < 0.01），LILRB4阻断加感染组侵袭细胞数为（119 ± 9）个，较感染组侵袭细胞数量进一步减少（t = 5.50，P < 0.05）。 结论 弓形虫感染可致人滋养层细胞和小鼠胎盘组织LILRB4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调，LILRB4下调可促进IL-12表达，抑制IL-10产生，减弱滋养层细胞侵袭功能。

目的 分析四川省石渠县高山草甸生境中啮齿类动物体表寄生虫的物种组成、宿主关联及遗传结构，为区域人兽共患病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 2023年10月和2024年8月，在四川省石渠县设置随机样方捕捉小型啮齿类动物，进行形态学鉴定。采用梳毛法收集啮齿类动物宿主体表的寄生虫并提取DNA，PCR扩增蚤类18S rRNA、螨类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1（cox1）、蜱类16S rDNA基因片段，鉴定体表寄生虫虫种。获得的序列进行同源性比对分析，用DnaSP v6.12.03软件分析单倍型，通过MEGA 7.0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构建系统进化树分析遗传进化特征，用Python v3.13.2软件绘制桑基图构建啮齿类动物宿主-寄生虫定量关联网络。 结果 共捕获小型啮齿类动物7种472只，优势种为青海松田鼠（52.12%，246/472）和高原鼠兔（35.81%，169/472）。采集体表寄生虫32种147只，包括蚤13种94只、螨13种42只、蜱6种11只。蚤种中谢氏山蚤和Foxella ignota数量最多（均占24.47%，23/94），螨种中澳亚异肢螨数量最多（40.48%，17/42），蜱种中森林革蜱和安氏革蜱数量最多（均占3/11）。蚤、螨、蜱分别检出30、28、10个单倍型，单倍型多样性指数分别为0.863 5、0.981 8和1.000 0，均存在显著的遗传分化特征。系统进化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种属分支清晰。高原鼠兔与青海松田鼠体表分别发现23和16种寄生虫，构成核心宿主节点。87.5%（28/32）的寄生虫表现出宿主特异性，其中65.6%（21/32）的虫种寄生于单一宿主。 结论 四川省石渠县啮齿类动物体表寄生虫种类丰富，蚤、蜱和螨为主要寄生虫类群，高原鼠兔和青海松田鼠为关键宿主。多数虫种宿主特异性高，整体单倍型种类丰富，具有较高的基因多样性，且系统进化树呈现明显的聚类。

目的 探索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在我国基层的落地困境与优化路径，为基层健康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方法 于2023年6月至8月选择北京、浙江、海南、青海等4个地区与One Health相关的政府基层部门（包括省、市、县级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生态环境、农业、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30名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One Health理念多部门健康协同相关的实践经验、现状和存在问题。使用NVivo12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并分析。 结果 收集的访谈资料经开放式编码得到51个初始概念，同时得到25个子范畴，分别为准备和响应、安全风险、信息交流、理念认可、管理和协调、沟通方式、社会效益、协作机制、协同治理、跨区协作、政策与规划、激励机制、国际合作、审计计划、部门职责、联合规划、跨部门协作、信息共享、经济情况、健康情况、宣传、资源、评价机制、反馈机制、监督实施等；25个子范畴经主轴式编码重新聚类后，归纳为10个主范畴，分别为信息交流、政策与规划、激励机制、社会效益、传播、协作机制、沟通、资源、准备和反应、国际合作等；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分析表明，在实践One Health理念时，多部门之间的协作尤为关键。这种协作体现在跨部门合作、应急响应、数据共享、社会责任和全球协同等多个方面。 结论 One Health落地关键在于制度创新，需通过基层机制建设实现“人-动物-环境”健康协同治理。落实“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策略，强化源头防控。未来应深化试点，推广评估工具，推动政策向社区延伸。

遵循《卫生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体例，编制《疟原虫检测 虫种核酸鉴定法》。本标准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样本和检测步骤7部分，另附有2个资料性附录和1个规范性附录。该标准已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WS/T 10030—2025），定于2026年3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实施将为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疟原虫虫种核酸鉴定提供统一的技术文件和操作规范，进一步提高核酸鉴定的可靠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肝多房棘球蚴病是一种被称为“虫癌”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肝多房棘球蚴病灶易沿肝内血管生长，巨大的病灶可直接侵犯或压迫邻近的门静脉、肝静脉主干和下腔静脉肝后段，导致终末期肝多房棘球蚴病患者多合并有不同程度的淤血性肝硬化、布-加综合征或门静脉高压等。这不仅使肝多房棘球蚴病的诊疗工作难度加大，而且增加了疾病治疗的成本。目前，对肝多房棘球蚴病诱发门静脉高压、布-加综合征及淤血性肝硬化等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诊断和治疗方面尚有争议。本文就肝多房棘球蚴病诱发的淤血性肝硬化、布-加氏综合征及门静脉高压症等临床综合征作一综述。

肠道菌群作为宿主健康的重要调节因子，其在寄生原虫感染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多种寄生原虫可通过直接侵袭肠道上皮、激活炎症反应、破坏肠屏障或改变代谢通路诱导宿主肠道菌群失调，具体表现为有益菌减少、致病菌增殖及菌群多样性下降。刚地弓形虫和蓝氏贾第鞭毛虫可引发菌群重构并持续影响宿主代谢，利什曼原虫和锥虫在其传播媒介肠道内的发育过程受微生物群显著影响，媒介共生菌可对病原体的生长与分化发挥促进或抑制作用。肠道菌群不仅影响寄生虫定植和感染程度，还可通过其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吲哚类、胆汁酸）调节宿主免疫应答，成为寄生虫感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调节因子。本文对重要寄生原虫感染引起的肠道菌群改变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旨在为深入理解其致病过程及微生态干预策略的开发提供参考。

近年来，靶向2型炎症通路的生物制剂，如白细胞介素-4（IL-4）/IL-13、IL-5及免疫球蛋白E（IgE），已成为治疗2型炎症性疾病的有效手段。然而，这些生物制剂在精准抑制过度炎症反应的同时，也会干扰机体抵抗寄生虫的能力，增加感染风险。尽管此类不良事件相对罕见，但其潜在关联已引起临床关注。目前，对于不同靶点生物制剂诱发寄生虫感染的具体机制、高危人群特征及临床管理策略仍缺乏系统认识，本文对相关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为探讨蠕形螨寄生对人面部皮肤生理功能的影响，采用透明胶带法对某高校大学生（240人）进行蠕形螨阳性患者筛选，根据纳入标准筛选到32例蠕形螨阳性患者。治疗前对蠕形螨阳性患者进行皮肤生理功能测试（皮肤红斑、皮肤黑色素、皮肤水分、皮肤油脂、毛孔、皮肤弹性、皮肤光泽）和肌肤影像分析。测试后患者服用甲硝唑片进行治疗，剂量为每次0.4 g，每日3次，连续治疗7 d。治疗结束后2周，采用透明胶带法检测患者面部皮肤，确认面部无螨后，随机选取左侧面部无皮损区域进行皮肤生理功能测试和肌肤影像分析，比较治疗前后面部皮肤各项生理指标和皮肤成像的差异。结果显示，治疗后蠕形螨阳性患者面部皮肤红斑指数为16.42 ± 16.48、油脂分泌量为（18.59 ± 3.58）µg/cm²、毛孔占比为（4.13 ± 0.31）%、光泽度为（3.59 ± 0.22）GU，均较治疗前的20.99 ± 17.79、（22.95 ± 4.42）µg/cm²、（4.61 ± 0.33）%、（4.07 ± 0.23）GU均降低（t = 2.26、3.86、3.24、2.29，均P < 0.05）；治疗后的皮肤水分分泌量为（51.06 ± 11.41）a.u.，较治疗前的（39.18 ± 9.30）a.u.升高（t = -5.31，P < 0.01）；治疗后的皮肤黑色素值为151.74 ± 6.80、皮肤弹性R₂为63.04 ± 0.98，均较治疗前的155.56 ± 6.50、64.77 ± 1.51降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14、1.09，均P > 0.05）。肌肤影像分析结果显示，近红外影像下，蠕形螨阳性患者治疗前的面部皮肤泛红、大面积毛细血管扩张；治疗后泛红区域减少、毛细血管扩张和炎症性痤疮明显减轻。红区影像下，蠕形螨阳性患者治疗前面部皮肤有大面积深红色，治疗后深红区域变小且部分呈粉红色，深层炎症区域明显减小。结果提示蠕形螨寄生可影响皮肤生理功能，导致皮肤水油分泌平衡失调，进而破坏皮肤屏障功能，促进毛细血管扩张和血红蛋白含量增加。

收集2000年1月至2025年4月就诊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1例原发胸膜腔棘球蚴病病例，以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病例进行分析，包括一般资料、流行病学资料、临床表现、胸部CT检查、治疗和转归等。结果显示，病例中男性14例，女性7例；平均年龄为44.8岁。有流行区旅居史或犬类接触史者11例。21例病例中，右侧胸膜腔棘球蚴15例，体检时发现14例，多发棘球蚴15例，有肝棘球蚴病史19例。胸腔镜手术病例6例，开胸手术16例。术后出现肺部感染8例，气胸2例，脓胸1例。术后常规病理检查结果为细粒棘球蚴病16例，为多房棘球蚴病5例。出院后失访4例，随访36个月17例，其中2例分别于术后12个月及15个月复发，15例未见复发。结果提示原发于胸膜腔的寄生虫病术前胸部CT是最佳的检查选择，胸腔镜切除术经过专业评估后对部分患者可能是可行和安全的治疗策略。

患者，男，44岁，汉族，吉林敦化人，自由职业者。患者曾因劳务原因在非洲加蓬居住5年，于2025年6月返回国内。患者因“右眼异物感及虫爬感1 d”于2025年8月9日到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就诊，血常规示嗜酸粒细胞百分比为34.7%，嗜酸粒细胞计数为3.73 × 10⁹/L。眼科裂隙灯检查发现右眼球结膜下有透明丝状虫体，呈现蠕动状态；右眼结膜充血，无水肿。当日中午12时许，在局部麻醉下行结膜下寄生虫取出术，虫体位于右眼结膜颞侧，呈蜷曲状，被完整抽出。虫体由延边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及延边大学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室鉴定。虫体皮肤覆盖排列不规则、光滑、圆形半透明的疣状突起，子宫内含带鞘微丝蚴，形态符合文献中罗阿丝虫雌虫的描述。诊断为境外输入性罗阿丝虫病。术后于结膜囊内涂抹抗生素眼膏，予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及左氧氟沙星滴眼液（各每次1滴，4次/d）。术后采集外周血，血涂片镜检均未查见微丝蚴。术后1周随访，患者按加蓬群体性驱虫方案自行服用伊维菌素片（150 μg/kg单次口服，疗程为2周）。2025年9月29日患者自行到北京友谊医院加诊复查，行丝虫抗原检测，结果为阴性。加用阿苯达唑片（0.4 g/d）口服，并定期复查血常规及肝肾功能。

13岁男性患儿因“食欲下降伴体质量不增半年余”，2025年7月1日就诊于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附属门诊部。多次查CT示肺部炎症，病灶呈游走性。血常规提示嗜酸粒细胞计数和百分比增加。血清学检测结果示多种寄生虫抗体阳性。使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进行粪检，镜下可见纺锤形鞭虫虫卵。患儿为云南毕节人，有饮生水、生食史。结合患儿流行病学史、临床表现和相关检验结果，诊断为鞭虫感染引起的游走性肺炎。予患儿阿苯达唑（口服，200 mg/次，2次/d，连服3 d）治疗。服药后1周复查，血常规示嗜酸粒细胞下降，胸部CT示肺部炎症消退，粪检虫卵转阴。服药后2周患儿食欲明显改善，无其余不适。

患者，男，72岁，河南南阳人，常住深圳市，有以蚯蚓为诱饵钓鱼的习惯。2023年因胃癌接受胃切除术，在例行电子胃镜复查时发现空肠部位有线虫寄生，但是无典型呼吸道及消化系统临床表现。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数为6.61 × 10⁹/L，嗜酸粒细胞百分比为0.7%，嗜酸粒细胞绝对值为0.05 × 10⁹/L，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以活检钳取出虫体。虫体呈红色，细长且呈不典型“Y”字型，长度约10 mm，可自主活动。虫体经哈瑞氏苏木素染液处理，在光学显微镜下鉴定为兽比翼线虫（Mammomonogamus）雄虫。患者被诊断为兽比翼线虫感染，采用口服阿苯达唑（400 mg/d，每日1次，疗程为1周）治疗。治疗后1周，患者粪便中未检测到兽比翼线虫虫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