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41岁，农民，新疆喀什人。2025年5月15日因“间歇性左侧腰痛3月”就诊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患者有明确长期牧羊、宰羊及与羊类密切接触史。泌尿系B超提示左肾囊肿合并感染；腹部CT显示左肾类圆形低密度影，大小约14 cm × 11 cm，增强扫描病灶中心无强化，囊壁及壁结节呈轻度渐进性强化，肾盂及肾动脉受压，周围脂肪间隙清晰，胰尾受压推移，左肾强化幅度低于对侧。诊断为“左肾囊肿”。结合影像学表现及临床症状，于2025年5月21日在全麻下行后腹腔镜下左肾囊肿去顶减压术，术中见囊壁灰白、质韧，囊内有清亮囊液，囊腔中见子囊及幼虫，改行左肾棘球蚴内囊摘除术。囊壁组织及囊液经病理检查后，确诊为左肾细粒棘球蚴病。患者术后第2天开始口服阿苯达唑（400 mg，每日2次）。患者术后恢复良好，于术后第8天出院，嘱患者药物疗程不少于6个月并定期随访B超及肝功能，至今未见复发。
目的 全面分析2024年全国棘球蚴病防治工作进展，总结防治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为优化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全国棘球蚴病流行区防治工作数据，建立数据库。对流行区人群查治病、传染源感染以及中间宿主患病等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并与2020至2023年的数据进行比较。采用Pearson卡方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进行组间分析。结果 截至2024年底，全国370个流行县现有棘球蚴病患者23 622例，患病率为53.73/10万（23 622/43 963 728），较2020年（63.51/10万）下降15.40%。新发现棘球蚴病患者2 159例，较2020年（1 900例）上升13.63%，其中，< 12岁患者占10.79%（233/2 159）。2024年全国共计开展人群腹部超声筛查564.04万人次，对超声检查结果为疑似的对象开展血清学检查12 479人次。2024年开展药物治疗16 717人；手术治疗2 061人，其中细粒棘球蚴病占69.29%（1 428/2 061），多房棘球蚴病占24.55%（506/2 061）。2024年随访结果显示，治愈2 499例，治疗有效18 294例，治疗无效4 511例，死亡（非棘球蚴病死因）371例，排除483例，失访231例，未到随访时间169例，外迁他地88例。2024年全国流行乡（镇）共有犬只2 073 297条，其中登记管理的犬1 960 195条。35 146个村开展了犬驱虫工作，家犬药物驱虫20 989 364次，野外犬科动物驱虫投药347 167份。家犬棘球绦虫粪抗原阳性率为0.51%（2 109/411 144），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3.66，P < 0.05）；野外犬科动物棘球绦虫粪抗原阳性率为3.33%（2 437/73 088），且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31.37，P < 0.05）。2024年，家畜患病率为0.92%（1 273/138 373），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10.20，P < 0.05）。野外啮齿类动物患病率为0.57%（282/49 780），自2021年起呈下降趋势（Z = -11.31，P < 0.05）。结论 2024年全国棘球蚴病流行态势得到基本控制，但新发现病例回升、传染源感染率增高提示疫情存在反弹风险。未来防治需持续强化综合防治与跨部门协作，聚焦于全健康理念下的传染源精准管控、提升基层能力、并加大科研投入以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进一步提升我国棘球蚴病防治能力。
目的 基于硫代磷酸化dNTP（dNTPαS）增强重组酶聚合酶扩增（RPA）特异性与灵敏度的特性，结合CRISPR/Cas12a的靶核酸识别与信号放大能力，建立一种疟原虫核酸快速分型检测方法（PRCP）。 方法 使用Primer Premier 6设计通用型RPA引物，SnapGene 6.0软件在通用引物区域内针对不同虫种疟原虫设计特异性gRNA。在反应体系中加入dNTPαS，形成S-RPA扩增反应；利用CRISPR/Cas12a对扩增产物进行分型识别和信号放大输出。依次优化PRCP反应体系中dNTPαS浓度、RPA引物浓度、gRNA浓度、Cas12a浓度、反应温度、反应时间、Cas12a最终切割时间等条件。以浓度梯度为以108、107、106、105、104、103、102、101 拷贝/µL的恶性疟原虫质粒为模板进行PRCP检测，评估其灵敏度。以乙型肝炎病毒、巴贝虫、布氏锥虫、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作为对照，评估其特异性。通过添加2 g/L血红蛋白、0.1 mmol/L甘油三酯及1 μmol/L胆红素进行PRCP检测，评估其抗干扰能力。利用混合质粒样品检测PRCP体系区分混合感染的能力，并与厚薄血膜涂片法的临床样品（10份疟原虫感染、10份阴性）检测结果进行一致性比较。 结果 筛选3F3R为通用型疟原虫核酸RPA扩增引物，建立了dNTPαS辅助的RPA扩增技术，构建PRCP系统。PRCP体系的优化参数为：dNTPαS最佳占比为70%，最适引物终浓度为0.50 μmol/L（Rate10为676.36），Cas12a终浓度为0.10 μmol/L（Rate10为338.28），gRNA终浓度为0.10 μmol/L（Rate10为718.90）；RPA反应条件为39 ℃（灰度值32 570 ± 5 045）、20 min（灰度值22 513 ± 156）；以Cas12a切割15 min为检测终点（灰度值8 624 ± 359）。系统灵敏度达100 拷贝/μL及以下；与乙型肝炎病毒、巴贝虫、布氏锥虫、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无交叉反应；能抵抗血红蛋白、甘油三酯、胆红素的干扰；具备检测混合感染的能力。与厚薄血膜涂片法相比，PRCP体系检测的符合率为20/20。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快速、灵敏、特异的PRCP技术，实现了疟原虫基因的快速分型检测，为疟原虫的早期筛查和精准诊疗提供了新方案。
目的 用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采自石家庄地区野生褐家鼠大肠的线虫种类。方法 采集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野生褐家鼠大肠中的线虫，利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线虫的形态特征，确定线虫种类。取雌虫、雄虫各1条，提取虫体基因组DNA并扩增内转录间隔区1（ITS-1）序列和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Ⅰ亚基（cox1）基因，测序后用贝叶斯与最大似然法分别构建系统进化树。结果 共鉴定线虫35条，其中雄虫16条，雌虫19条。镜下可见，虫体细小呈圆柱形，两端渐细，表皮薄且具细微环纹，侧翼起始于咽部。头部具有3片发育良好的唇瓣，背唇具2个乳突，两个亚腹唇各有1个乳突，食管前端较细呈圆柱形，末端膨大呈球状。雄虫体长7.083~9.708 mm，具两条长度大致相同的交合刺，长0.250~0.310 mm，尾端具9对尾乳突。雌虫体长9.541~12.208 mm，阴门位于身体后部，周围具有3~5个褶皱，尾端细长具有一对乳突，肛门距尾端为0.916~1.083 mm，虫卵呈椭圆形，长和宽分别为0.050~0.058 mm、0.033~0.041 mm。测序结果显示，ITS-1序列长430 bp（GenBank登录号为PX622390），与达氏异刺线虫（GeneBank登录号为JX845277）的序列相似度为99.91%，与异刺属其他6个虫种的序列相似度为82.4%~90.3%；cox1序列长345 bp（GenBank登录号为PX622389），与异刺属其他7个虫种的序列相似度为82.0%~96.7%。异刺属cox1序列的系统进化树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获得的线虫与鼠异刺线虫亲缘关系较近但相互独立，与异刺属其他物种亲缘关系较远。异刺属ITS-1序列的系统进化树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获得的线虫与达氏异刺线虫亲缘关系最近，且与鼠异刺线虫聚为一支，与异刺属其他物种亲缘关系较远。结论 基于形态学特征鉴定、基因测序和系统进化分析结果，判断本研究获得的线虫为达氏异刺线虫，该物种为中国新纪录种。
目的 探讨N6-甲基腺嘌呤（m6A）修饰在刚地弓形虫感染后调控巨噬细胞瞬时受体电位M8型通道蛋白（TRPM8）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转录组测序（RNA-seq）和甲基化RNA免疫共沉淀测序（MeRIP-seq）数据来源于NCBI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中的数据集（GSE288205），采用OmicStudio对TRP通道蛋白家族基因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使用RStudio软件中的ggplot2包，采用MeRIP-seq数据绘制TRP通道相关因子1（TCAF1）和TRPM8 mRNA m6A修饰火山图。将人单核细胞系THP-1源性巨噬细胞、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小鼠RAW264.7细胞接种于6孔板中（1 × 106个/孔），1∶1（细胞∶虫）加入弓形虫速殖子作为感染组，对照组加入等量培养基。TRIzol法提取各组细胞的总RNA，逆转录为cDNA，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检测各组的TRPM8（人）/Trpm8（小鼠），以及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和对照组TCAF1、TCAF2的mRNA相对转录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Ca2+内流情况。将THP-1源性巨噬细胞、脂肪量和肥胖相关蛋白（FTO）敲低的THP-1源性巨噬细胞（shFTO-THP-1）及携带非靶向对照shRNA的THP-1源性巨噬细胞（shNC-THP-1）接种于6孔板中（1 × 106个/孔），1∶1（细胞∶虫）加入弓形虫速殖子作为感染组，对照组加入等量培养基。利用m6A甲基化RNA免疫共沉淀-qPCR（m6A-IP-qPCR）验证THP-1源性巨噬细胞TCAF1 mRNA上m6A修饰变化。RNA免疫沉淀实验（RIP）检测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与m6A识别蛋白YTH结构域家族蛋白2（YTHDF2）结合的TCAF1 mRNA的相对转录水平。qPCR检测shFTO-THP-1和shNC-THP-1组在加入放线菌素D处理0、2、4、6 h后的TCAF1 mRNA降解速率。两组之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RNA-seq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TRP通道蛋白家族基因中除了瞬时受体电位阳离子通道亚家族C成员4相关蛋白表达上调外，其他TRP通道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下调。其中TRPM8蛋白的下调幅度最大，其转录水平下降至对照组的0.16。qPCR结果表明，THP-1源性巨噬细胞、PBMC和RAW264.7细胞感染组TRPM8（人）/Trpm8（小鼠）mRNA的相对转录水平分别为0.445 ± 0.118、0.302 ± 0.040、0.365 ± 0.234，低于其对照组的1.000 ± 0.036、1.042 ± 0.381、1.004 ± 0.105（t = 7.828、3.345、4.312，均P < 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THP-1源性巨噬细胞、PBMC和RAW264.7细胞感染细胞内Ca2+平均荧光强度分别为19 500.0 ± 2 427.0、3 569.0 ± 313.9、6 513.0 ± 348.0，低于其对照组的23 500.0 ± 264.6、13 050.0 ± 1 072.0、7 683.0 ± 245.2（t = 2.838、16.970、4.762，均P < 0.05）。qPCR结果表明，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TCAF1 mRNA转录水平为0.617 ± 0.132，低于其对照组的1.005 ± 0.115（t = 3.832，P < 0.05）；TCAF2 mRNA转录水平为0.973 ± 0.030，与对照组（1.015 ± 0.209）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343，P > 0.05）。MeRIP-seq数据的火山图结果显示，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TCAF1 mRNA的3′非翻译区（3′UTR）区m6A修饰较对照组上调了552倍。m6A-IP-qPCR结果表明，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TCAF1 mRNA 3′UTR区m6A修饰水平为对照组（1.000 ± 0）的（4.794 ± 0.854）倍，显著上调（t = 7.696，P < 0.05）。YTHDF2-RIP结果表明，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与YTHDF2结合的TCAF1 mRNA相对转录水平为2.423 ± 0.782，高于对照组的1.010 ± 0.180（t = 3.048，P < 0.05）。与shNC-THP-1感染组相比，shFTO-THP-1感染组TCAF1 mRNA降解速率更快。结论 弓形虫感染后，m6A修饰参与了人和小鼠巨噬细胞中冷感受器TRPM8表达的下调。
目的 分析2024年我国内脏利什曼病的疫情特征，为制定防控措施和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中全国内脏利什曼病病例信息，剔除疑似病例、重复病例和皮肤利什曼病病例，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内脏利什曼病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2024年我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0个县共报告内脏利什曼病病例278例，较2023年的299例减少7.02%。其中77个流行县共报告本地感染病例232例，43个非流行县共报告输入性病例46例。犬源型（山丘型）内脏利什曼病病例225例（占80.93%），野生动物源型（荒漠型）内脏利什曼病病例5例，人源型内脏利什曼病病例2例。报告病例主要分布于山西（108例）、河南（53例）和陕西（32例）等3个省，合计占全国报告病例总数的69.42%（193/278）。77个流行县中，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18例）和阳泉市郊区（11例）、河南省林州市（13例）和登封市（11例）、河北省井陉县（12例）为主要流行县，合计报告病例占全国总病例数的23.38%（65/278）。内脏利什曼病复燃流行县主要集中在山西省（榆次区、左权县、太谷区、泽州区、闻喜县、上党区）、河南省（陕州区、卢氏县、殷都区、宜阳县、汝州市）、河北省（元氏县、雄县、下花园区）、陕西省（澄城县、米脂县）和北京市（房山区），共报告本地感染病例26例。内脏利什曼病发病高峰为8月份，男性和女性报告病例数分别为191、87例。报告病例主要分布于45~74岁年龄组，农民占全部报告病例数的53.96%（150/278）。结论 我国内脏利什曼病呈低度流行态势，但犬源型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范围逐渐扩大，应加强犬源型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的监测和防控。
目的 分析2016—2024年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与诊断延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和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收集2016—2024年杭州市报告的疟疾监测数据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包括人口学特征、发病及就诊情况、感染来源、既往病史、治疗情况、感染虫种等相关信息。应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及诊断延迟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及诊断延迟与重症疟疾发生的关系。 结果 2016—2024年杭州市累计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282例，男性占94.0%（265/282）、女性占6.0%（17/282），境外务工人员占80.1%（226/282），非洲输入病例占96.1%（271/282）。发病后初次就诊于区（县）级医疗机构的病例最多，占40.8%（115/282）；初次就诊误诊率为22.7%（64/282）。报告病例中恶性疟占比最高（74.8%，211/282）。发病至初次就诊时间间隔为0~16 d，出现症状当天就诊的病例占30.1%（85/282），初次就诊到确诊时间间隔为0~46 d，就诊当天确诊的病例占38.6%（109/282）。就诊延迟、诊断延迟和总体延迟的病例分别占13.1%（37/282）、28.4%（80/282）和18.4%（52/282）。< 30岁、30~39岁、40~49岁、≥ 50岁的发病至初次就诊延迟率分别占15.5%（9/58）、9.9%（7/71）、6.3%（5/79）、21.6%（16/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8.843，P < 0.05）。不同输入地区、初诊医疗机构级别、初次就诊结果和感染疟原虫虫种的诊断延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3.860、19.768、113.928、13.030，P < 0.05）。不同年龄组、输入地区、发病距境外旅居史时间间隔、初次就诊结果和感染疟原虫虫种总体延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9.211、5.554、15.354、54.830、31.735，P < 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 ≥ 50岁是就诊延迟的危险因素（OR = 1.245，95%CI：1.085~1.708）。发病距境外旅居史间隔6个月以上（OR = 3.057，95%CI：1.041~8.979）、初次就诊为其他疾病（OR = 29.405，95%CI：13.993~61.789）、感染间日疟原虫（OR = 2.717，95%CI：1.016~7.266）以及感染其他疟原虫（OR = 2.810，95%CI：1.498~5.273）的病例更易出现诊断延迟；初次就诊为省级医疗机构的病例是诊断延迟的保护性因素（OR = 0.135，95%CI：0.023~0.800）。282例病例中有11例重症及死亡病例，其中恶性疟10例、卵形疟1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诊断延迟（OR = 6.285，95%CI：1.625~24.302）、总体延迟（OR = 6.046，95%CI：1.491~24.522）与重症疟疾发生风险增加有关。 结论 2016—2024年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和确诊存在一定程度延迟，主要与年龄、境外旅居地、初次就诊医疗机构级别和感染疟原虫虫种有关。
目的 分析2010—2024年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下简称“德宏”）恙虫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优化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中2010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德宏上报的恙虫病病例信息，采用Joinpoint Regression Program 5.3.0软件建立Joinpoint回归模型，计算2010—2024年德宏恙虫病报告发病率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及其95%置信区间（CI），分析不同性别、地区、年龄段发病率的变化趋势。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2010—2024年德宏累计报告恙虫病13 715例，无死亡病例，年平均报告发病率为71.88/10万。2010—2022年报告发病数和报告发病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10年的117例（9.84/10万）上升至2022年的1 817例（138.76/10万），2023年（1 644例，124.47/10万）和2024年（1 475例，108.97/10万）略有回落，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各年度报告发病数和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5 318.62、4 783.42，均P < 0.01）。Joinpoint回归分析识别出两个趋势转折点（2016年和2022年），将发病趋势划分为3个阶段：2010—2016年发病率显著上升（APC = 33.61%，P < 0.01），2017—2022年仍呈上升趋势但增速趋缓（APC = 13.94%，P < 0.01），2023—2024年虽略有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APC = -10.74%，P > 0.05）。2010—2024年，芒市、盈江县和陇川县为高发地区，报告发病数分别为4 826例（占35.19%）、3 921例（占28.59%）和3 151例（占22.97%），报告发病率分别为77.57/10万、84.83/10万和112.80/10万。Joinpoint回归分析显示，2010—2024年间，所有县（市）报告发病率均呈显著上升趋势（AAPC均P < 0.01），其中梁河县增幅最大（AAPC = 48.00%），其后依次为陇川县（AAPC = 38.64%）、瑞丽市（AAPC = 22.57%）、芒市（AAPC = 18.47%）和盈江县（AAPC = 9.14%）。发病呈明显的季节性：8月为峰值（季节指数 = 2.65）；7—11月报告病例数占报告病例总数的84.81%（11 632/13 715），为流行季。人群分布中男性7 799例（占56.86%），女性5 916例（占43.14%），男女性别比为1.32:1，男性和女性报告发病率变化趋势与总体一致，且均以2016和2022年为关键转折点。病例年龄分布为1月龄至96岁，中位年龄为40岁。发病主体为30~59岁青壮年人群，占报告病例总数的55.49%（7 611/13 715）。Joinpoint回归分析显示，各年龄组发病率在2010—2024年间均显著上升（AAPC均P < 0.01），其中40~49岁组增幅最大（AAPC = 19.41%，95% CI: 17.36~24.60）。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占报告病例总数的72.69%（9 969/13 715）。结论 2010—2024年德宏恙虫病发病率总体呈快速上升态势，应针对重点地区、流行季节和高风险人群持续加强监测与防控。
肠道菌群作为宿主健康的重要调节因子，其在寄生原虫感染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多种寄生原虫可通过直接侵袭肠道上皮、激活炎症反应、破坏肠屏障或改变代谢通路诱导宿主肠道菌群失调，具体表现为有益菌减少、致病菌增殖及菌群多样性下降。刚地弓形虫和蓝氏贾第鞭毛虫可引发菌群重构并持续影响宿主代谢，利什曼原虫和锥虫在其传播媒介肠道内的发育过程受微生物群显著影响，媒介共生菌可对病原体的生长与分化发挥促进或抑制作用。肠道菌群不仅影响寄生虫定植和感染程度，还可通过其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吲哚类、胆汁酸）调节宿主免疫应答，成为寄生虫感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调节因子。本文对重要寄生原虫感染引起的肠道菌群改变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旨在为深入理解其致病过程及微生态干预策略的开发提供参考。
目的 探索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在我国基层的落地困境与优化路径，为基层健康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方法 于2023年6月至8月选择北京、浙江、海南、青海等4个地区与One Health相关的政府基层部门（包括省、市、县级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生态环境、农业、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30名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One Health理念多部门健康协同相关的实践经验、现状和存在问题。使用NVivo12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并分析。 结果 收集的访谈资料经开放式编码得到51个初始概念，同时得到25个子范畴，分别为准备和响应、安全风险、信息交流、理念认可、管理和协调、沟通方式、社会效益、协作机制、协同治理、跨区协作、政策与规划、激励机制、国际合作、审计计划、部门职责、联合规划、跨部门协作、信息共享、经济情况、健康情况、宣传、资源、评价机制、反馈机制、监督实施等；25个子范畴经主轴式编码重新聚类后，归纳为10个主范畴，分别为信息交流、政策与规划、激励机制、社会效益、传播、协作机制、沟通、资源、准备和反应、国际合作等；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分析表明，在实践One Health理念时，多部门之间的协作尤为关键。这种协作体现在跨部门合作、应急响应、数据共享、社会责任和全球协同等多个方面。 结论 One Health落地关键在于制度创新，需通过基层机制建设实现“人-动物-环境”健康协同治理。落实“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策略，强化源头防控。未来应深化试点，推广评估工具，推动政策向社区延伸。
目的 探讨肝多房棘球蚴病（AE）患者外周血及肝脏中中性粒细胞水平、免疫微环境特征及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4例AE患者（AE组）和24位健康者（HC组）为研究对象。AE组患者均经影像学与病理学确诊。收集研究对象性别、年龄、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数值，计算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和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对AE组进行PMN分型。使用GraphPad Prism 9软件分析AE组外周血临床指标间相关性。采集外周血与手术切除的病灶近旁及远端肝组织，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Masson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使用QuPath-0.5.1软件分析2组趋化因子（C-C基元）配体2（CCL2）、趋化因子（C-X-C基元）配体1（CXCL1）、C-X-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2（CXCR2）阳性区域面积占比。流式细胞术分析肝脏CD16⁺ CD66b⁺ 中性粒细胞水平及其与临床指标相关性。ELISA检测外周血与肝组织中白细胞介素8（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颗粒酶B（GRZB）、CCL2、弹性蛋白酶2（ELA2）、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基质金属蛋白酶（MMP-9）、髓过氧化物酶（MPO）等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相关性网络分析。 结果 与HC组相比[（1.99 ± 0.62）× 109/L、（260.29 ± 40.36）× 109/L]，AE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和血小板水平下降[（1.60 ± 0.64）× 109/L、（229.75 ± 62.20）× 109/L]（t = 2.036、2.018，均P < 0.05）；ALT、AST、NLR、SII升高[AE组分别为（35.54 ± 27.53）U/L、（49.21 ± 47.63）U/L、2.06（区间1.48~3.27）、725.29（区间312.41~810.59），HC组分别为（24.17 ± 5.29）U/L、（49.20 ± 47.64）U/L、1.67 ± 0.37、420.58 ± 44.81]（t = 2.319、2.604、2.317、2.051，均P < 0.05）。相关性分析显示，NLR、SII与PMN分型呈强正相关（r = 0.67，P < 0.01），与ALT呈弱正相关（P < 0.05）。病理学检查显示，与远端相比，病灶近旁存在严重的组织结构紊乱、肝细胞凝固性坏死和纤维化。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近旁CD16⁺ CD66b⁺ 中性粒细胞水平（20.49 ± 10.63）较远端（33.52 ± 11.23）显著升高（t = 6.923，P < 0.01），且与PMN分型呈正相关（r = 0.667，P < 0.05）。免疫组化显示CCL2、CXCL1、CXCR2在病灶近旁高表达（近旁分别为50.03 ± 15.30、72.77 ± 13.45、74.49 ± 10.55，远端分别为40.99 ± 13.78、56.94 ± 16.23、57.76 ± 15.26）（t = 6.492、5.527、3.747，均P < 0.05）。AE组外周血IL-6、IL-10、ELA2、NGAL、MMP-9、MPO和TNF-α水平升高；病灶近旁IL-8、IL-10、GRZB和CCL-2高表达，NGAL、MMP-9低表达。相关性网络分析结果显示，MPO与ICAM-1（r = 0.98）、MMP-9与ELA2（r = 0.88）呈极强正相关。 结论 AE患者肝病灶周围存在以趋化因子轴（CXCL1、CXCR2、CCL2）上调为驱动的中性粒细胞显著浸润。中性粒细胞通过释放氧化酶和基质降解酶的协同效应，驱动了病灶周围的炎症风暴与纤维化重塑。由局部免疫微环境恶化引发的病理改变，决定了疾病的严重程度（PNM分型），并同步映射外周血系统性炎症指标（NLR、SII）的显著升高。
目的 了解2017—2024年上海市普陀区流通食品食源性寄生虫感染情况和居民食源性寄生虫认知行为情况，为制定适合本区食源性寄生虫防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2017—2024年对普陀区不同街道不同流通环节的食品分层随机抽样，采集淡水鱼、淡水虾、蟹类和贝类、海水鱼、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牛蛙、巴氏杀菌乳，分别采用剖检法、人工消化法、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食源性寄生虫污染情况。2023—2024年在超市、农贸市场和餐厅等食品流通场所，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水产销售人员、服务人员和场所内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居民的食源性寄生虫病知晓情况、生食行为习惯和防治意愿。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率的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进一步行多重检验。结果 2017—2024年共采集并检测食品样品1 055份，检出食源性寄生虫阳性样品45份，总检出率为4.27%。其中，海水鱼样品中异尖线虫检出率为31.43%（33/105），主要在鲐鱼（3/3）、小黄鱼（56.00%，14/25）、带鱼（51.72%，15/29）、大黄鱼（1/17）中检出，不同种类海水鱼间异尖线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 < 0.01）。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样品中棘口吸虫囊蚴检出率为11.32%（12/106），不同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间棘口吸虫囊蚴的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P < 0.01）。淡水鱼、淡水虾、蟹类和贝类、牛蛙和巴氏杀菌乳样品中均未检出食源性寄生虫。超市和零售店、农贸市场、餐厅、网店的海水鱼样品中异尖线虫检出率分别为17.39%（4/23）、36.36%（28/77）、1/4、0/1（Fisher确切概率法，P > 0.05）；超市和零售店、农贸市场、餐厅、网店的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样品中棘口吸虫囊蚴检出率分别为18.18%（6/33）、17.14%（6/35）、0/13、0（0/25）（Bonferroni法，P > 0.05）。食源性寄生虫检出率与采样场所无关。问卷调查显示，居民食源性寄生虫病知晓率为74.02%（94/127），其中40~49岁人群（87.50%，21/24）、城市居民（76.07%，89/117）、大学本科（82.61%，57/69）、医务人员（100%，32/32）的知晓率较高。61.42%（78/127）的调查对象存在生食或半生食行为，其中30~39岁人群（80.95%，34/42）和研究生（7/10）比例较高。愿意改变特殊饮食喜好或不良饮食习惯者占96.06%（122/127）。感染后愿意规范治疗者占97.64%（124/127）。53.54%（68/127）的居民愿意了解食源性寄生虫病相关知识，其中男性（41.86%，18/43）、18~29岁年龄组（44.74%，17/38）、郊区居民（4/10）、离退/待业人员（3/7）和水产捕捞/销售人员（3/7）了解相关知识的意愿较低。结论 上海市普陀区流通食品中食源性寄生虫污染风险依然存在，海水鱼和腌制生食动物性水产品寄生虫感染较严重。居民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知晓率较高，无生食和半生食行为居民的比例较低，存在知晓和行为分离问题，应继续加强监测和宣传教育。
目的 分析海南省五指山猪感染的隐孢子虫虫种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掌握两种原虫的感染情况。方法 2024年6月—2025年2月，从海南省遵谭镇、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澄迈县的4个养殖场（分别标记为A、B、C、D场）采集五指山猪新鲜粪样。提取粪样DNA，巢式PCR扩增隐孢子虫18S核糖体RNA（18S rRNA）和毕氏肠微孢子虫内转录间隔区（ITS）序列，阳性扩增产物测序后进行同源性比对，鉴定隐孢子虫虫种或毕氏肠微孢子虫基因型。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阳性率差异的比较采用皮尔逊卡方（χ2）检验，并计算风险系数（OR）和95%置信区间（CI）。采用MEGA 11软件邻接法构建系统进化树。结果 共采集137份五指山猪粪样，其中有41份扩增出830 bp的隐孢子虫18S rRNA序列，69份扩增出390 bp的毕氏肠微孢子虫ITS序列。4个养殖场的五指山猪隐孢子虫总阳性率为29.9%（41/137），其中C场最高（64.3%，18/28）、B场最低（20.3%，14/69）。断奶后仔猪的隐孢子虫阳性率为57.1%（12/21），高于断奶前仔猪的7.7%（2/26）（χ2 = 13.583，P < 0.05）；断奶后仔猪和成年猪的感染OR是断奶前仔猪的16.00倍（95% CI = 2.98~85.99）和5.14倍（95% CI = 1.15~23.31）。毕氏肠微孢子虫总阳性率为50.4%（69/137），其中C场最高（60.7%，17/28）、A场最低（37.5%，9/24）。断奶后仔猪的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率为80.9%（17/21），高于断奶前仔猪的42.3%（11/26）和成年猪的45.5%（41/90）（χ2 = 7.204、8.551，均P < 0.01）；断奶后仔猪和成年猪的感染OR是断奶前仔猪的5.80倍（95% CI = 1.52~22.10）和1.14倍（95% CI = 0.47~2.76）。放牧五指山猪的毕氏肠微孢子虫阳性率为62.8%（44/70），高于舍饲五指山猪的37.3%（25/67）（χ2 = 8.935，P < 0.01）；放牧五指山猪的感染OR是舍饲五指山猪的2.84倍（95% CI = 1.42~5.69）。序列比对结果显示，41条隐孢子虫18S rRNA序列均鉴定为猪隐孢子虫，与种猪隐孢子虫（C. scrofarum，GenBank登录号：PQ856498）的序列一致性达93.36%~99.74%；在系统进化树中与云南猪源种猪隐孢子虫、湖北猪源种猪隐孢子虫（GenBank登录号：PQ856498、ON149807）处于同一大分支。69条毕氏肠微孢子虫ITS序列鉴定为H、D、和EpbC 3种基因型，其中3条H基因型序列与德国猪源H基因型（GenBank登录号：AF135835.1）的一致性达98.00%，25条D基因型序列与澳大利亚猫源D基因型（GenBank登录号：MK696083.1）的一致性达97.51%~99.72%，41条EpbC基因型序列与中国熊猫源EpbC基因型（GenBank：登录号KY950535.1）的一致性达98.59%~99.73%；系统进化树中，D基因型与阿根廷人源D基因型和澳大利亚猫源D基因型（GenBank登录号：OP650902、MK696083）处于同一分支，EbpC基因型与中国熊猫源EpbC基因型（GenBank登录号：KY950535.1）处于同一分支，H基因型与德国猪源H基因型（GenBank登录号：AF135835.1）处于同一分支。种系发育分析显示3个基因型均属于1组亚群。结论 海南五指山猪存在毕氏肠微孢子虫和隐孢子虫感染，隐孢子虫感染虫种为种猪隐孢子虫，毕氏肠微孢子虫主要基因型为H、D、EbpC。
目的 探讨细粒棘球蚴天然抗原B（nAgB）通过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子6（STAT6）/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PPAR-γ）信号通路体外对RAW264.7巨噬细胞极化的调控作用。方法 无菌条件下提取并纯化nAgB。RAW264.7细胞加入0、1、4、16、64 μg/ml浓度的nAgB，分别于0、6、12、24、48 h后用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并于24 h后用5-乙炔基-2-脱氧尿苷（EdU）染色法检测细胞增殖能力。RAW264.7细胞分为对照组、M1诱导组、M2诱导组、nAgB组、nAgB干预M1诱导组和nAgB干预M2诱导组6个组：nAgB组、nAgB干预M1诱导组和nAgB干预M2诱导组分别加入1 μg/ml nAgB；干预1 h后，M1诱导组和nAgB干预M1诱导组分别加入500 ng/ml脂多糖（LPS）和100 ng/ml γ干扰素（IFN-γ），M2诱导组和nAgB干预M2诱导组分别加入100 ng/ml白细胞介素4（IL-4）和100 ng/ml IL-13。收集各组细胞和上清液，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检测细胞极化标志物和STAT6、PPAR-γ的mRNA相对转录水平，Western blotting检测相关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ELISA法检测相关细胞因子的含量。结果 CCK8检测结果表明，培养24 h时，1、4、16、64 μg/ml nAgB干预的细胞活力（1.41 ± 0.09、1.62 ± 0.08、1.78 ± 0.04、1.90 ± 0.04）均高于0 μg/ml（1.07 ± 0.05）（t = 8.67、14.57、27.43、31.87，均P < 0.01）。EdU检测结果表明，1、4、16、64 μg/ml nAgB干预的细胞增殖能力（0.65 ± 0.01、0.78 ± 0.02、0.89 ± 0.02、0.99 ± 0.02）均高于0 μg/ml（0.47 ± 0.02）（t = 16.21、20.58、33.47、39.43，均P < 0.01）。qPCR结果显示，nAgB干预M1诱导组细胞的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IL-6和IL-1β mRNA相对转录水平（3.23 ± 0.92、1.56 ± 0.58、19.87 ± 0.35）均低于M1诱导组（10.62 ± 1.68、3.97 ± 0.25、24.40 ± 0.03）（t = 6.69、6.62、22.07，均P < 0.01），nAgB干预M2诱导组细胞的Arg-1 mRNA相对转录水平（29.30 ± 2.92）高于M2诱导组（14.94 ± 0.77）（t = 8.23，P < 0.01）；nAgB组细胞的STAT6和PPAR-γ mRNA相对转录水平（59.12 ± 3.03、7.82 ± 0.50）均高于对照组（26.38 ± 1.89、3.71 ± 0.17）（t = 15.90、13.40，均P < 0.01），nAgB干预M1诱导组细胞（40.73 ± 2.91、4.19 ± 0.88）均高于M1诱导组（17.93 ± 1.90、1.76 ± 0.08）（t = 11.37、4.75，均P < 0.01），nAgB干预M2诱导组细胞（140.50 ± 5.64、11.67 ± 0.80）均高于M2诱导组（37.55 ± 5.92、6.87 ± 0.28）（t = 21.82、9.84，均P < 0.01）。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nAgB干预M1诱导组细胞的iNOS蛋白相对表达水平（0.60 ± 0.02）低于M1诱导组（1.02 ± 0.03）（t = 21.86，P < 0.01），nAgB干预M2诱导组细胞的CD206蛋白相对表达水平（1.03 ± 0.04）高于M2诱导组（0.84 ± 0.02）（t = 7.78，P < 0.01）；nAgB组细胞的p-STAT6和PPAR-γ蛋白相对表达水平（0.76 ± 0.03、0.77 ± 0.02）均高于对照组（0.55 ± 0.05、0.37 ± 0.00）（t = 6.11、40.16，P < 0.05、0.01），nAgB干预M1诱导组细胞（0.60 ± 0.01、0.42 ± 0.04）均高于M1诱导组（0.39 ± 0.05、0.18 ± 0.01）（t = 6.64、10.06，均P < 0.01），nAgB干预M2诱导组细胞（1.12 ± 0.11、0.94 ± 0.02）均高于M2诱导组（0.86 ± 0.05、0.66 ± 0.00）（t = 3.71、28.18，均P < 0.01）。ELISA检测结果显示，nAgB组细胞上清中TGF-β1和IL-10的含量[（70.27 ± 4.57）、（167.00 ± 29.27）pg/ml]均高于对照组[（29.87 ± 2.24）、（50.17 ± 8.99）pg/ml]（t = 13.76、6.61，均P < 0.01）；nAgB干预M1诱导组中TNF-α和IL-1β的含量[（523.20 ± 6.72）、（387.80 ± 3.84）pg/ml]均低于M1诱导组[（995.70 ± 9.92）、（680.90 ± 3.33）pg/ml]（t = 68.32、99.90，均P < 0.01），TGF-β1和IL-10的含量[（47.15 ± 0.98）、（137.30 ± 9.80）pg/ml]均高于M1诱导组[（18.05 ± 0.57）、（21.66 ± 0.07）pg/ml]（t = 44.41、20.44，均P < 0.05）；nAgB干预M2诱导组中TNF-α和IL-1β的含量[（398.50 ± 2.57）、（85.18 ± 5.14）pg/ml]均低于M2诱导组[（578.70 ± 12.36）、（157.60 ± 14.25）pg/ml]（t = 24.71、8.28，均P < 0.01），TGF-β1和IL-10的含量[（293.20 ± 15.09）、（341.20 ± 77.94）pg/ml]均高于M2诱导组[（167.20 ± 20.34）、（72.44 ± 5.28）pg/ml]（t = 8.62、5.82，均P < 0.01）。结论 nAgB可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并抑制M1型反应，其作用可能与STAT6/PPAR-γ信号通路相关。
目的 评估阿苯达唑（ABZ）和咯萘啶（PND）治疗绵羊细粒棘球蚴病（CE）的效果。方法 对来源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中部山区的绵羊进行B超影像学检查，筛选出18只具有典型CE特征且感染情况相近的绵羊。采用完全随机分组设计将18只CE绵羊随机分为对照组、ABZ组和PND组3组，ABZ组饲喂含ABZ的饲料诱饵（每1 g饲料诱饵含0.4 g ABZ），PND组饲喂含PND的饲料诱饵（每1 g饲料诱饵含0.2 g PND），对照组饲喂不含药物的饲料诱饵，连续给药30 d，停药后继续饲养30 d。分别于给药前和停药30 d后对CE绵羊实施全肝系统性扫描，记录包囊大小。停药30 d后获取绵羊心、肝、脾、肺、肾等脏器并称重，采集绵羊全血样品检测血常规和血生化指标。分离肝脏包囊，根据包囊外观和内容物将包囊分为可育包囊、不育包囊和钙化包囊，记录不同包囊的数量并称重。将肝组织制成石蜡切片，苏木精-伊红（HE）染色观察病理变化并进行炎性细胞浸润评分。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非参数检验进行多重比较，包囊类型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结果 B超结果显示，给药前，对照组、ABZ组和PND组的包囊直径分别为（2.86 ± 0.94）、（2.58 ± 0.83）和（2.65 ± 0.81） c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0.090，P > 0.05）；停药30 d后，ABZ组和PND组的包囊直径分别为（0.41 ± 0.30）和（0.85 ± 0.24） cm，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03 ± 0.42） cm（F = 110.398，P < 0.01）。停药30 d后，对照组、ABZ组和PND组绵羊的肝质量分别为（0.98 ± 0.20）、（0.74 ± 0.16）和（0.61 ± 0.30） 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3.989，P < 0.05）。对照组、ABZ组和PND组绵羊的血常规和血生化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停药30 d后，ABZ组和PND组的包囊总质量分别为（0.02 ± 0.05）和（0.05 ± 0.08） kg，明显低于对照组的（0.17 ± 0.06） kg（F = 7.835，P < 0.01）。对照组中可育包囊、不育包囊和钙化包囊分别占63.16%（48/76）、17.10%（13/76）和19.74%（15/76），ABZ组中3种包囊分别占23.08%（12/52）、1.92%（1/52）和75.00%（39/52），两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39.439，P < 0.01），其中ABZ组的可育包囊率和不育包囊率均降低，钙化包囊率升高；PND组可育包囊、不育包囊和钙化包囊分别占31.03%（18/58）、6.90%（4/58）和62.07%（36/58），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25.083，P < 0.01），其中PND组的可育包囊率降低、钙化包囊率升高。停药30 d后，ABZ组和PND组的炎性细胞浸润评分分别为1.06 ± 0.25和1.50 ± 0.28，均低于对照组的2.72 ± 0.44（F = 39.780，P < 0.01）。结论 口服ABZ和PND均能够降低CE绵羊肝包囊中可育包囊的数量、减轻炎性细胞浸润程度，对绵羊CE有一定治疗效果。
1950年，中央卫生研究院华东分院在南京成立，历经多次迁址、扩建、改制和更名，发展成为今天坐落于上海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国家热带病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寄生虫病所）。75年来，寄生虫病所在我国乃至全球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内脏利什曼病（黑热病）和钩虫病等寄生虫病防治和研究领域中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寄生虫病和热带病防治、研究、教学和国际交流的技术指导中心，在护佑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建设健康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对寄生虫病75年的建设发展情况做一简要介绍。
目的 了解湖沼型血吸虫病流行区既往血吸虫感染者的基本特征和肝纤维化发生情况，为晚期血吸虫病的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以湖北省江陵县2008—2012年登记在册的既往血吸虫感染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开展结构化问卷调查收集其基本信息，使用彩色多普勒B超评估肝纤维化程度，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肝纤维化四项指标，采用全自动生化检测仪检测肝功能生化指标，采用间接红细胞凝集试验（IHA）检测抗血吸虫抗体。使用R 4.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分类变量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连续性变量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结果 共调查既往血吸虫感染者514例，男女比为1.28∶1，平均年龄为（61.63 ± 9.63）岁。B超检测显示，肝实质正常者占28.21%（145/514），轻度肝纤维化者占36.19%（186/514），中重度肝纤维化者占35.60%（183/514）。不同性别、年龄人群的肝纤维化程度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χ2 = 14.48、39.34，均P < 0.01）。肝实质正常、轻度肝纤维化、中重度肝纤维化者的肝脏形态异常率分别为13.97%（20/145）、28.49%（53/186）、34.97%（64/183）（χ² = 19.07，P < 0.01）；脾脏平均厚度分别为（29.72 ± 4.62）、（30.37 ± 5.00）、（31.34 ± 4.88）mm（F = 4.58，P < 0.05），门静脉平均内径分别为（10.47 ± 0.80）、（10.32 ± 0.76）、（10.58 ± 0.87）mm（F = 9.59，P < 0.01）。肝实质正常、轻度肝纤维化、中重度肝纤维化者的透明质酸酶（HA）异常率分别为18.62%（27/145）、28.50%（53/186）和39.34%（72/1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6.84，P < 0.01）；其他肝纤维化指标（Ⅲ型前胶原、层粘连蛋白、Ⅳ型胶原）、肝功能生化指标（总胆红素、总蛋白、白蛋白、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等）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 > 0.05）。IHA结果显示，抗血吸虫抗体阳性者有94例，总抗体阳性率为18.29%（94/514）；肝实质正常、轻度肝纤维化、中重度肝纤维化者的抗体阳性率分别为15.17%（22/145）、20.97%（39/186）、18.03%（33/18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1.84，P > 0.05）。所有调查对象的病原学结果均为阴性。结论 湖沼型流行区既往血吸虫感染者中肝纤维化发生水平较高，且与肝脏形态异常、脾厚、门静脉内径及HA水平升高密切相关。应进一步加强对既往感染者的管理，监测肝纤维化发生发展情况及其风险因素，对重点风险人群加强早期干预和健康管理，降低晚期血吸虫病的发生风险。
目的 评价广东省华支睾吸虫病高流行区（中山市和江门市新会区）实施的综合防治措施，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防控经验。方法 2019—2023年中山市和江门市新会区实施华支睾吸虫病综合防治措施。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健康教育；结合新农村建设进行环境改造，普及卫生厕所和安全用水；对阳性感染者派发阿苯达唑进行药物治疗；通过培训和实操提升专业能力进行防治队伍建设。2个项目点在综合防治措施干预后，分别选取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各1个乡（镇、街道）的1个行政村（社区），整群抽取3周岁以上居民200人开展华支睾吸虫病人群感染调查，并以项目开始前的最近一次人群感染调查结果作为基线数据进行对比。在2019年防治项目开始前和2023年终期评估时，分别从调查人群中随机抽取150人进行人群健康行为问卷调查。结果 2019—2023年，中山市和新会区开展华支睾吸虫防治健康教育的行政村分别为277个和224个，覆盖率均达100%。2023年中山市和新会区的人群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达96.0%（261/272）和98.0%（245/250），分别比2019年项目开展前的60.0%（150/250）和70.0%（105/150）升高了60.0%和40.0%。环境改造方面，中山市新建卫生厕所89 850所，新增安全卫生用水户数89 850户；新会区新建卫生厕所17 094所，新增安全卫生用水户数16 968户，两地卫生厕所和安全用水覆盖率均达100%。中山市和新会区通过社区人群感染调查和医疗机构的规范门诊分别发现华支睾吸虫阳性感染者10 424人和22 427人，派发药物10 185人和16 821人，驱虫覆盖率达97.71%和75.00%。专业人员培训率显著提升，中山市从91.67%（66/72）上升至100%（103/103），新会区从52.94%（90/170）上升至98.05%（201/205）。经过5年防治，中山市和新会区的华支睾吸虫感染率分别从基线调查的37.28%（400/1 073）和34.18%（499/1 460）下降至终期评估调查的11.52%（131/1 137）和10.20%（102/1 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625.24、188.35，均P < 0.05）。结论 广东省中山市和江门市新会区通过实施包括健康教育、环境改造、药物治疗、防治队伍建设在内的综合防治措施，显著降低了人群华支睾吸虫感染率，提高了防治知识知晓率和环境卫生水平，可向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土地利用变化正深刻改变着地球生态，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并成为传染病暴发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本文系统综述了土地利用变化对媒传疾病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进展，重点关注其对病媒重新分布和疾病全球传播的潜在影响。现有研究表明，森林砍伐、农业扩张、城市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土地利用显著改变了病媒生物的栖息地和种群动态，增加了蚊媒、白蛉和螺传疾病的暴发和扩散风险。土地利用变化主要通过生境碎片化、微气候调节、宿主群落重构和人类行为扰动等机制影响疾病传播。为应对土地利用变化带来的健康挑战，今后应加强科学研究、优化土地利用规划、完善监测预警系统、推进生态修复和提升公众意识。
毛形线虫属（Trichinella spp.，又称旋毛虫属）的幼虫可寄生于人和多种脊椎动物，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动物肉类食品安全。旋毛虫虫种繁多，不同虫种的感染性及致病性存在较大差异。近年来，新的旋毛虫虫种被陆续发现，但现有的病原学检查方法（肌肉活检压片镜检法或人工消化法）不能有效区分不同虫种。本共识综合国内外研究进展，就旋毛虫虫种检测的核酸鉴定方法进行详细阐述，以期为旋毛虫分类学研究和旋毛虫病的精准诊断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