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地弓形虫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的专性细胞内寄生原虫，可引起人兽共患弓形虫病。脑内弓形虫感染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病变，引起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癫痫等症状。本文就弓形虫通过血脑屏障建立慢性感染，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损伤和脑部疾病的机制进行综述。
目的 分析2005—2021年甘肃省陇南市内脏利什曼病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内脏利什曼病防控策略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收集国家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中2005—2021年报告的现住址在陇南市的内脏利什曼病病例信息，使用Microsoft Excel 2013建立数据库，运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分析内脏利什曼病病例的三间分布特征，用Arc GIS10.2绘制报告病例分布图，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005—2021年陇南市共报告内脏利什曼病病例1 109例，其中临床诊断病例577例、确诊病例532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2.49/10万，呈低度流行状态；2005年发病率为2.76/10万，至2009年升高至4.53/10万，随后逐渐下降至2021年的0.46/10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χ2 = 267.561，P < 0.01）。报告病例主要分布在武都区（606例）、文县（323例）、宕昌县（148例），占总报告病例数的97.11%（1 077/1 109）。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县的部分乡（镇）呈现聚集性高发。男性、女性报告病例分别为633和476例，男女性别比为1.33∶1，男性、女性发病率分别为2.73/10万、2.23/10万（χ2 = 2.699，P > 0.05）。0~4岁年龄组报告病例数占报告病例总数的50.50%（560/ 1 109），发病率最高，为19.62/10万；其次为5~9岁年龄组，报告病例数占报告病例总数的12.80%（142/1 109），发病率为4.84/10万；报告病例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χ2 = 14.942，P < 0.01）。散居儿童报告病例数最多，占总报告病例数的41.12%（456/1 109），其次为农民，占24.71%（274/1 109）。 结论 甘肃省陇南市内脏利什曼病呈低度流行状态，报告病例以儿童居多，历史流行县疫情有复燃趋势。
经过70余年有效防治，我国重点寄生虫病防治工作成效显著，正向控制和消除目标迈进。本文分析了近年来我国血吸虫病、疟疾、棘球蚴病、内脏利什曼病、华支睾吸虫病和土源性线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的疫情形势和面临的挑战，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方向和重点任务，为加快推进全国重点寄生虫病控制和消除进程提供参考。
疟原虫的耐药性问题是药物治疗疟疾面临的最大挑战。疟原虫对包括青蒿素在内的常见传统抗疟药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耐药性，因此，传统药物的改进，以及对新型药物的研发刻不容缓。本文在系统地梳理传统抗疟药的耐药机制、传统药物的改进方法及优化成果和新型抗疟药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对疟疾防治策略进行讨论。
目的 开发基于PCR结合簇状规则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及相关蛋白Cas12a（CRISPR/Cas12a）快速检测华支睾吸虫囊蚴的方法。 方法 使用内转录间隔区（ITS）引物以华支睾吸虫基因组DNA为模板进行PCR扩增，取PCR扩增产物、Cas12a蛋白、crRNA、单链DNA（ssDNA）报告分子和焦碳酸二乙酯水，选择其中1~5个试剂，分别制备5个CRISPR反应体系，在紫外光下观察反应结果，验证PCR-CRISPR/Cas12a检测系统的可行性。设计5个浓度梯度（100、200、300、400、500 nmol/L）优化ssDNA报告分子浓度；保持crRNA浓度为50 nmol/L，设计5个比例梯度（1.0 : 1、1.5 : 1、2.0 : 1、2.5 : 1、3.0 : 1）优化Cas12a/crRNA比例，荧光定量PCR仪检测荧光信号。将重组质粒梯度稀释为10个不同浓度（10-2~107拷贝/μl），PCR扩增、CRISPR反应后检测荧光信号，评价检测系统的灵敏度。提取华支睾吸虫囊蚴、东方次睾吸虫囊蚴、猬迭宫绦虫裂头蚴、派氏异尖线虫和亚洲带绦虫节片基因组DNA，PCR扩增、CRISPR反应后检测荧光信号，评价检测系统的特异性。压片镜检华支睾吸虫病流行区捕获的小型淡水鱼鱼肉，分别挑选出华支睾吸虫囊蚴、东方次睾吸虫囊蚴和其他囊蚴（未鉴定出虫种）等3种囊蚴混合感染，华支睾吸虫和东方次睾吸虫囊蚴的混合感染，华支睾吸虫和其他囊蚴的混合感染，东方次睾吸虫和其他囊蚴的混合感染，单华支睾吸虫囊蚴感染，单东方次睾吸虫囊蚴感染，单其他囊蚴感染和无囊蚴感染等8种鱼肉样品组织，提取DNA后进行PCR-CRISPR/Cas12a检测，在紫外光下观察反应结果。使用GraphPad prism 9.0软件对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图基多重检验。 结果 完整的PCR-CRISPR/Cas12a检测系统能够在紫外光下产生荧光信号。ssDNA报告分子浓度为400 nmol/L时，反应体系的荧光值为（40 786 ± 1 758） AU，高于300 nmol/L的（32 029 ± 2 651） AU（P < 0.05），与500 nmol/L的（42 698 ± 4 260） A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选取ssDNA报告分子浓度为400 nmol/L。Cas12a/crRNA比例为2.0 : 1时，反应体系的荧光值为（48 950 ± 3 723） AU，高于1.5 : 1的（37 700 ± 3 887） AU（P < 0.05），与2.5 : 1的（55 630 ± 3 110） A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选取Cas12a/crRNA比例为2.0 : 1。灵敏度检测结果显示，重组质粒的浓度为10-1拷贝/μl时，反应体系的荧光值为（39 336 ± 7 231） AU，与阴性对照的（2 216 ± 743） A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当浓度降至10-2拷贝/μl时，荧光值为（5 451 ± 1 957） AU，与阴性对照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特异性检测结果显示，ITS引物能同时PCR扩增华支睾吸虫、东方次睾吸虫、猬迭宫绦虫、派氏异尖线虫和亚洲带绦虫等5种基因组DNA；相同扩增产物的CRISPR检测结果显示，仅以华支睾吸虫基因组DNA为模板的反应体系在紫外光下产生了荧光信号。PCR-CRISPR/Cas12a效果评价检测结果显示，8种不同囊蚴感染的鱼肉样品反应体系中，含有华支睾吸虫囊蚴的4管出现荧光信号。 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华支睾吸虫囊蚴的PCR-CRISPR/Cas12a检测方法，该方法灵敏度高、特异性好、高度模块化，具有较好的现场应用潜力。
目的 研究斯氏按蚊肽聚糖识别蛋白S2（PGRP-S2）的功能及其对按蚊体内共生菌稳态的影响。 方法 将羽化后2~4日龄雌性斯氏按蚊分为对照组（喂食10%蔗糖溶液）、感染血组（叮咬原虫血症为4%~8%的伯氏疟原虫ANKA感染小鼠）和健康血组（叮咬健康小鼠），每组60只，饱血24 h后分离中肠和其余组织，用Trizol法提取RNA，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检测pgrp-s2基因的相对转录水平。将羽化后0~1日龄雌性斯氏按蚊分为对照组（喂食10%蔗糖溶液）与抗生素处理组（喂食含有青霉素、链霉素和庆大霉素的10%蔗糖溶液），每组30只，喂养5 d后分离中肠和其余组织，RT-qPCR检测pgrp-s2基因的相对转录水平。将雌性斯氏按蚊分为pgrp-s2敲低组和绿色荧光蛋白基因（gfp）对照组，每组60只，分别注射pgrp-s2的双链RNA（dsRNA）和gfp基因dsRNA（69 nl/只），2 d后每组取蚊虫提取RNA，RT-qPCR检测pgrp-s2的相对转录水平，提取DNA并使用16S rRNA特异性引物PCR检测蚊虫体内共生菌总量。分别取30只pgrp-s2敲低组和gfp对照组按蚊，用107个/ml摩氏摩根氏菌液浸湿棉球喂养5 d后，提取RNA，RT-qPCR检测获得共生菌16S rRNA相对总量和摩氏摩根氏菌的相对数量；提取pgrp-s2敲低组和gfp对照组按蚊中肠组织RNA，转录组测序后进行聚类分析、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功能注释和富集分析。使用SMART网站预测分析PGRP-S2氨基酸序列后利用CLC Main Workbench软件进行比对。克隆按蚊pgrp-s2基因，利用昆虫杆状病毒表达系统（pFastbacⅠ）在SF9细胞中表达PGRP-S2重组蛋白，Western blotting检测蛋白表达情况。取10、20、40 μg/ml纯化后的PGRP-S2重组蛋白溶液（以蛋白缓冲液为对照）分别与40 μg赖氨酸（Lys）型肽聚糖和二氨基庚氨酸（DAP）型肽聚糖孵育，每间隔12 h测定相对吸光度（A540值）以判定肽聚糖的降解情况，验证PGRP-S2的酰胺酶活性。 结果 RT-qPCR结果显示，吸血后24 h，感染血组、健康血组和对照组按蚊中肠pgrp-s2的相对转录水平分别为1 590.0 ± 665.2、126.8 ± 100.4和15.84 ± 6.92，感染血组高于对照组（t = 2.38，P < 0.05）；对照组按蚊中肠的pgrp-s2的相对转录水平高于其余组织（1.71 ± 0.51）（t = 2.04，P < 0.05）。抗生素处理组按蚊中肠pgrp-s2的相对转录水平为0.33 ± 0.18，低于对照组的117.9 ± 54.5（t = 2.16，P < 0.05）。pgrp-s2敲低组按蚊体内共生菌16S rRNA相对总量为3 653 ± 2 023，低于gfp对照组的14 982 ± 3 892（t = 2.58，P < 0.05）；摩氏摩根氏菌饲喂后，pgrp-s2敲低组按蚊体内摩氏摩根氏菌的相对数量为571 517 ± 61 258，低于gfp对照组的919 754 ± 123 397（t = 2.53，P < 0.05）。转录组分析结果显示，pgrp-s2敲低可以上调按蚊免疫相关的Toll/Imd通路、mTOR通路、FoxO通路基因，下调脂肪酸代谢、三羧酸循环等代谢相关基因。10、20、40 μg/ml PGRP-S2重组蛋白与DAP型肽聚糖孵育48 h后，相对A540值分别为0.49 ± 0.07、0.40 ± 0.10和0.44 ± 0.07，均低于对照的0.90 ± 0.09（t = 3.53、3.65、3.97，均P < 0.05）；但与Lys型肽聚糖孵育48 h后，相对A540值分别为0.52 ± 0.03、0.62 ± 0.03和0.65 ± 0.04，与对照（0.64 ± 0.05）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 = 1.95、0.31、0.11，均P > 0.05）。 结论 斯氏按蚊体内pgrp-s2主要在中肠表达，且表达水平受共生菌调控。PGRP-S2重组蛋白可以降解DAP型肽聚糖，具有酰胺酶活性，可通过负调节免疫反应和调节代谢反应调控按蚊体内共生菌水平。
收集2022年8月在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确诊的4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合并重症恶性疟的病历资料，对其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治疗经过及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4例均为男性，年龄40~54岁，均有非洲工作和生活史。急性起病，以发热（4例）、畏寒（3例）、寒战（3例）、恶心呕吐（3例）、腹泻（4例）、乏力纳差（4例）为主要临床表现，头痛头晕、意识不清2例，小便失禁1例，肌肉酸痛2例，咳嗽2例，咳痰1例，咽痛1例。所有病例经咽拭子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均为阳性，外周血涂片镜检查见恶性疟原虫。所有病例符合重症疟疾诊断标准，均伴有肝功能异常及严重低蛋白血症，高胆红素血症2例，血脂异常3例，累及三系血象异常3例，降钙素原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乳酸酸中毒2例，低血糖1例；胸部CT提示病毒性肺炎改变1例。给予抗病毒药物及青蒿琥酯（静脉注射120 mg/次，0、12和24 h各1次，之后1次/d，连续7 d），并结合病情给予不同方案精准化治疗，均治愈出院。出院后随访，4例病例情况稳定。建议对境外疟疾高流行地区入境人员树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和疟疾同防意识，避免重症病例和死亡的发生。
患者，男，87岁，农民，河南永城人。患者自述于2023年6月25日无明显诱因出现纳差、食欲下降，伴有腹泻（4~5次/d）和低热（体温37.5 ℃）。就诊于当地社区医院，未予详细检查，输液（具体药物不详）治疗后无好转，于7月5日转诊至河南省永城市中心医院。患者长期务农，家中饲养猫、犬等动物，无猪饲养史及密切接触史，无猪粪施肥，无饮用生水史。入院查体：体型消瘦，心肺听诊无明显异常，腹部平软，未见胃肠型及蠕动波，未见腹部静脉曲张，肝脾肋下未触及，下腹部有压痛，其余部位无压痛及反跳痛，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活跃，未闻及气过水声。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11.9 × 109/L，红细胞计数4.11 × 1012/L，血小板计数358 × 109/L，血红蛋白119 g/L，血钾3.13 mmol/L，肝功能白蛋白32.5 g/L。粪常规示：墨绿色稀便，隐血试验阳性，未见红细胞、白细胞，未检出寄生虫或虫卵，粪样培养无异常。行全腹部CT平扫+增强，示胆囊体积增大，肝门区胆管、胆总管及胰管稍扩张，胃底近贲门处胃壁稍增厚，直肠、乙状结肠肠壁弥漫性增厚、水肿。予以补液、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纠正电解质紊乱治疗，同时口服小檗碱片（每次0.1 g，3次/d）、蒙脱石散（每次3 g，3次/d）、双歧杆菌（每次1 g，3次/d，与蒙脱石散间隔2 h服用），患者排便次数逐渐减少，逐渐转为黄色软便。7月11、12日粪样经显微镜下观察，均检测到疑似结肠小袋纤毛虫包囊，经永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诊确认为结肠小袋纤毛虫包囊。调整为口服小檗碱（每次0.1 g，3次/d）和甲硝唑片（每次0.2 g，2次/d），继续予营养支持治疗。7月13日，患者排便已转为每日1次，黄色软便，镜检未见寄生虫。7月18日，患者经综合治疗后痊愈出院，随访观察显示预后良好。
患者，女，45岁，农民，山东省菏泽人。2020年6—7月在河南务工期间，无明显诱因出现反复持续高热，就诊于当地医院，经验性予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等治疗，症状无好转。影像学检查示肝脏肿大，未见明显占位，肝脏穿刺活检组织病理，疑似寄生虫感染但未能鉴定虫种。8月12日转诊至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消化病医院。入院查体：反复持续高热（最高体温达42 ℃），精神差；血常规示嗜酸粒细胞5.49 × 109/L↑，血红蛋白93 g/L↓；粪样镜检未见寄生虫虫卵。患者有饮用生水、吃剩饭剩菜的习惯。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差，常有大鼠出入。捕获大鼠并解剖，可见大鼠肝脏表面有多灶黄色小斑片状及颗粒状肝损伤，病理切片可见肝脏实质大量虫卵聚集，另见成虫横断面。取患者血样，ELISA检测血清抗体，结果示仅抗旋毛虫抗体呈弱阳性。腹部B超示肝脏肿大，密度欠均匀。调取外院肝脏穿刺组织病理切片复阅，于肝实质内查见数灶少量寄生虫卵，周围淋巴细胞及大量嗜酸粒细胞浸润，局部可见多核巨噬细胞吞噬虫卵形成的肉芽肿性炎。患者肝组织中的虫卵和大鼠肝组织中的虫卵形态相同，经鉴定均为肝毛细线虫虫卵。予口服阿苯达唑片20 mg/（kg•d），72 h后体温降至正常范围，服药7 d后，无明显不适，出院。1个月后患者回医院随访，未再出现发热症状，恢复良好。
旋毛虫感染可引起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人兽共患旋毛虫病。旋毛虫生活史的各个阶段均能影响宿主的免疫应答。免疫逃逸机制是一种常见的自然选择机制，是病原体在自然选择下对免疫系统的一种适应，可使病原体能解除或缓解人体的免疫应答，躲避来自免疫系统的攻击，确保其能继续生存、繁殖。本文综述了旋毛虫免疫逃逸机制在干扰固有免疫反应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深入研究旋毛虫的免疫逃逸机制对旋毛虫病的防控、人体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的治疗有重要意义。
目的 总结并分析双叶槽绦虫肠道感染病例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指标变化特征。 方法 收集2009年1月—2022年7月在北京友谊医院确诊的18例双叶槽绦虫感染病例的病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流行病学史（居住地、国外旅居史及饮食习惯）、临床表现、入院期间血常规、肝功能、粪便虫卵检测和虫种鉴定、治疗和预后等，对双叶槽绦虫感染的临床特点进行总结，并分析比较其实验室指标差异。 结果 18例感染病例中男性、女性各9例，平均年龄为（28.88 ± 11.57）岁，年龄最小为8岁，最大为47岁。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其中12例为北京本地病例，6例来自其他省份；7例有国外旅居史；所有病例均有食生/半生鱼肉或牛肉史。确诊的18例双叶槽绦虫感染病例临床表现为腹痛、腹胀症状6例，头晕2例，肛周瘙痒、体质量下降均未见，无症状10例。炎性指标白细胞、C-反应蛋白及血沉均未见异常，贫血指标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未见降低，嗜酸粒细胞未见升高。肝功能指标均未见升高。粪检查见双叶槽绦虫虫卵8例，所有病例粪样中均可见到节片。给予中药槟榔-南瓜子疗法进行驱虫治疗，均治愈。 结论 双叶槽绦虫感染病例多无临床症状或轻微的消化道症状，血常规及肝功能检测均未见明显异常，可结合粪检等病原学检查和流行病学调查进行早期诊断。
目的 了解云南省部分地区螺类中广州管圆线虫的感染状况和特点。 方法 2017—2022年每年4—10月，在云南省16个州（市）的县（区）采集鲜活螺，包括公共场所、野外环境采集和农贸市场、餐饮店销售的螺类等，每份螺样1 kg左右，采用酶消化法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可疑幼虫并鉴定虫种，检测广州管圆线虫Ⅲ期幼虫。 结果 2017—2022年共采集检测螺类2 402份，广州管圆线虫阳性217份，总阳性率为9.03%。不同年份采集螺的阳性率大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阳性率以2018年最高（15.05%），2022年最低（3.36%）（χ2 = 55.427，P < 0.01）。不同螺类中，褐云玛瑙螺的阳性率最高，达47.06%（88/187），其次为福寿螺（7.89%，50/634），环棱螺和中华圆田螺分别为4.57%（54/1 181）和6.25%（25/400）（χ2 = 362.406，P < 0.01）。除怒江州外，全省15个州（市）螺样均检出广州管圆线虫，其中红河州采集到的螺样广州管圆线虫阳性率最高，为19.75%（63/319），其他依次为西双版纳州（19.69%，51/259）、普洱市（9.52%，12/126）、玉溪市（9.09%，16/176）等（χ2 = 123.135，P < 0.01）。不同采样环境中，公园等公共场所的螺样阳性率最高，为33.33%（28/84），田边、河沟等野外环境的螺样阳性率为17.61%（50/284），农贸市场的螺样阳性率为6.94%（130/1 872），餐饮店的螺样阳性率为5.56%（9/162）（χ2 = 98.076，P < 0.01）。不同月份采集的螺样中，广州管圆线虫的阳性率以6月份最高，为50.00%（14/28）；5月份最低，为4.36%（18/413）（χ2 = 117.157，P < 0.01）。 结论 云南省野外采集和市售鲜活螺中存在广州管圆线虫感染，其中褐云玛瑙螺和福寿螺阳性率较高。
因摄入含有感染期寄生虫的食物和水而引起的食源性寄生虫病仍是我国常见的寄生虫病，临床易误诊误治。在多学科专家的共同参与下，编写团队参照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参考基于证据质量以外的其他因素（经济学、患者偏好和价值观、利弊权衡、可及性、公平性、可接受性等），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证据质量分级和推荐强度系统对推荐意见的级别和循证医学证据的质量进行评估，形成了24条共识，旨在指导并提高临床医务工作者对食源性寄生虫病的综合诊治能力。
异尖线虫（Anisakis）是一类人兽共感染寄生虫，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大海域，成虫主要寄生于海豚、海豹、鲸类等海洋哺乳动物中，幼虫主要寄生于鱼类、头足类等小型海洋动物体内。异尖线虫幼虫被人误食可引起人异尖线虫病，危害健康。传统的形态学分类方法无法对异尖线虫进行准确的鉴定，阻碍了异尖属线虫种群的深入研究。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异尖线虫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本文主要从分类学的角度，综述异尖线虫生活史、宿主偏好、成虫和幼虫形态学分类、分子生物学分类、全球分布情况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目的 用约氏疟原虫（P.y）BY265株和伯氏疟原虫（P.b）ANKA-luciferase株感染小鼠和大鼠，分析鼠疟原虫感染宿主的种特异性。 方法 制备P.y和P.b的子孢子和裂殖子。分别用5 × 104的P.y和P.b子孢子经尾静脉注射感染SD大鼠、BALB/c小鼠（P.y感染组，5只/组）和SD大鼠、C57BL/6J小鼠（P.b感染组，5只/组），每日取尾静脉血涂片镜检，记录红内期疟原虫出现的时间。P.y子孢子感染SD大鼠和BALB/c小鼠后42 h取肝组织，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检测肝组织疟原虫18S rRNA的相对表达量。P.b子孢子感染SD大鼠和C57BL/6J小鼠后42 h活体成像法检测肝脏荧光值。分别用1 × 108、1 × 107、1 × 106的P.y和P.b被感染红细胞（iRBC）感染SD大鼠（P.y感染组、P.b感染组）和易感小鼠（BALB/c、C57BL/6J）（阳性对照组），每日取尾静脉血涂片镜检，计算原虫血症。分别用P.y、P.b裂殖子感染SD大鼠和易感小鼠，每日取尾静脉血涂片镜检，计算原虫血症；当大鼠、小鼠原虫血症达到峰值后，每隔8小时取尾静脉血涂片镜检，持续24 h，分析疟原虫发育节律；观察大鼠、小鼠实验性脑型疟（ECM）的发生情况。分别用P.y、P.b裂殖子感染T、B细胞缺陷的Rag2-KO SD大鼠、野生型SD大鼠和易感小鼠，每日取尾静脉血涂片观察，计算原虫血症。两组数据之间比较采用非配对t检验，组间原虫血症趋势比较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 ANOVA）。 结果 P.y感染组的SD大鼠、BALB/c小鼠，P.b感染组的SD大鼠、C57BL/6J小鼠体内疟原虫均能完成肝期发育，于第3天进入红内期。qRT-PCR结果显示，P.y子孢子感染SD大鼠、BALB/c小鼠体内疟原虫特异性18S rRNA相对表达量分别为（1.63 ± 0.381）、（1.00 ± 0.232），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801，P < 0.05）。活体成像结果显示，P.b子孢子感染SD大鼠体内荧光度值为（6.243 ± 1.425）× 107，高于C57BL/6J小鼠的（1.624 ± 0.530）× 107（t = 6.077，P < 0.01）。红内期iRBC感染结果显示，3种剂量的P.y感染组SD大鼠的原虫血症趋势[峰值分别为（3.500 ± 1.042）%、（2.850 ± 0.627）%、（3.400 ± 0.962）%]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0.145，P > 0.05），但与阳性对照组[峰值为（43.928 ± 9.4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84.040、63.760、58.400，均P < 0.01）；P.b感染组SD大鼠的原虫血症趋势[峰值分别为（11.468 ± 1.362）%、（7.398 ± 2.387）%、（2.984 ± 1.881）%]随感染剂量降低而下降，其中1 × 108、1 × 106剂量组原虫血症趋势与阳性对照组[峰值为（10.682 ± 4.2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 = 13.83、17.320，均P < 0.01），1 × 107剂量组原虫血症趋势与阳性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2.234，P > 0.05）。裂殖子感染结果显示，感染后6 d，P.y感染组SD大鼠、BALB/c小鼠原虫血症分别为（0.902 ± 0.235）%、（17.420 ± 4.105）%，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9.943，P < 0.01）；P.b感染组SD大鼠、C57BL/6J小鼠原虫血症分别为（6.804 ± 2.978）%、（9.290 ± 1.055）%，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759，P > 0.05）；P.b感染组SD大鼠、C57BL/6J小鼠ECM累计发生率分别为11/15、13/15，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1.414，P > 0.05）。发育节律分析结果显示，P.y感染组SD大鼠发育节律与BALB/c小鼠不同，未呈现24 h规律；P.b感染组SD大鼠发育节律与C57BL/6J小鼠相近，具有24 h规律。感染后18 d，P.y感染组Rag2-KO SD大鼠、野生型SD大鼠、BALB/c小鼠原虫血症分别为（1.326 ± 0.908）%、0、（33.937 ± 3.453）%，Rag2-KO SD大鼠与野生型SD大鼠之间原虫血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2.267，P < 0.05）；感染后17 d，P.b感染组Rag2-KO SD大鼠、野生型SD大鼠的原虫血症为（19.685 ± 5.752）%、（0.007 ± 0.013）%（t = 2.499，P < 0.05），阳性对照组仅存的1只C57BL/6J小鼠的原虫血症为25.410%。 结论 P.y和P.b子孢子均能感染大鼠并完成肝期发育进入红内期。鼠疟原虫不易感染大鼠的影响因素在红内期，大鼠体内鼠疟原虫可被清除；P.y对宿主种属表现出更强的选择性；P.b感染大鼠的急性期原虫血症和ECM发生率与小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适应性免疫在大鼠彻底清除体内鼠疟原虫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 研究刚地弓形虫棒状体蛋白18（ROP18）和膜表面抗原30（P30）复合核酸疫苗的免疫保护作用。 方法 PCR扩增弓形虫p30和rop18基因，构建pVAX1-p30、pVAX1-rop18-p30质粒并进行PCR鉴定、酶切鉴定、测序鉴定。用LipofectamineTM 3000转染试剂将pVAX1（2 μg）和pVAX1-rop18-p30质粒转染至HeLa细胞内，24 h后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目的蛋白的表达情况。75只雌性BALB/c小鼠随机分为pVAX1-rop18-p30组、pVAX1-rop18组、pVAX1-p30组、pVAX1组和PBS组，每组15只，分别于股四头肌注射100 μg（100 μl）的pVAX1-rop18-p30、pVAX1-rop18（本实验室保存）、pVAX1-p30、pVAX1质粒或PBS（100 μl），共免疫3次，间隔2周，末次免疫时质粒剂量为200 μg。每次免疫前和末次免疫后2周采集小鼠血样，ELISA检测血清IgG抗体水平。末次免疫后2周每组取3只小鼠，无菌取脾细胞，培养后ELISA检测培养上清中γ干扰素（IFN-γ）和白细胞介素2（IL-2）、IL-4、IL-10、IL-12的水平。末次免疫后2周，每组取12只小鼠，每鼠腹腔注射1 000个弓形虫RH株速殖子进行急性感染，记录小鼠存活时间，评价免疫保护性。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弓形虫p30和rop18基因PCR扩增片段分别为789、1 665 bp。pVAX1-rop18-p30质粒经PCR、酶切鉴定均获得预期大小的条带，测序鉴定结果正确。pVAX1-rop18-p30转染HeLa细胞后，胞质内可见黄绿色荧光，pVAX1转染的HeLa细胞内无黄绿色荧光。ELISA检测结果显示，末次免疫后2周，pVAX1-rop18-p30组吸光度（A450值）为0.788 ± 0.025，高于pVAX1-rop18组（0.512 ± 0.027）、pVAX1-p30组（0.498 ± 0.027）、pVAX1组（0.122 ± 0.014）和PBS组（0.109 ± 0.011）（F = 77.6，P < 0.05），pVAX1-rop18组和pVAX1-p30组之间A450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67.80，P > 0.05）；小鼠血清IgG抗体水平随着免疫次数的增加和时间延长而升高。末次免疫后2周，pVAX1-rop18-p30组小鼠脾细胞培养上清中IFN-γ、IL-2、IL-4、IL-10和IL-12的水平分别为（678.77 ± 3.69）、（375.28 ± 2.65）、（130.82 ± 4.72）、（279.68 ± 3.67）和（579.68 ± 3.67）pg/ml，pVAX1-rop18组分别为（448.59 ± 6.52）、（256.34 ± 5.58）、（126.28 ± 7.48）、（156.58 ± 4.59）和（231.50 ± 3.21）pg/ml；pVAX1-p30组分别为（423.67 ± 4.82）、（277.92 ± 4.23）、（115.17 ± 4.37）、（137.18 ± 5.62）和（190.47 ± 4.18）pg/ml，pVAX1组分别为（48.97 ± 2.65）、（47.65 ± 2.76）、（47.14 ± 2.04）、（45.29 ± 2.31）和（46.21 ± 2.17）pg/ml；PBS组分别为（47.69 ± 3.42）、（46.77 ± 3.35）、（48.59 ± 4.75）、（44.92 ± 4.91）和（46.88 ± 3.56）pg/ml。pVAX1-rop18-p30组、pVAX1-rop18组和pVAX1-p30组的IFN-γ、IL-2、IL-4、IL-10、IL-12水平均高于pVAX1组和PBS组（F = 1 582.0、531.5、268.7、215.0、170.5，均P < 0.05）；pVAX1-rop18-p30组的IFN-γ、IL-10、IL-12水平均高于pVAX1-rop18和pVAX1-p30组（F = 1 620.8、1 208.0、728.0，均P < 0.05）；pVAX1-rop18-p30组、pVAX1-rop18组和pVAX1-p30组间的IL-2和IL-4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 = 53.21，P > 0.05）。弓形虫急性感染后，pVAX1-rop18-p30组、pVAX1-rop18组、pVAX1-p30组、pVAX1组和PBS组小鼠平均存活时间分别为（288 ± 2）、（196 ± 3）、（230 ± 6）、（144 ± 2）和（146 ± 11）h。pVAX1-rop18-p30组、pVAX1-rop18组和pVAX1-p30组小鼠平均存活时间长于pVAX1组和PBS组（F = 100.1，P < 0.05）；pVAX1-rop18-p30组长于pVAX1-rop18组和pVAX1-p30组（F = 38.7，P < 0.05） 结论 pVAX1-rop18-p30复合核酸疫苗能诱导小鼠产生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对弓形虫感染的免疫保护效果优于pVAX1-rop18和pVAX1-p30单基因核酸疫苗。
目的 了解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简称大理州）2016—2022年棘球蚴病流行状况，为全省棘球蚴病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 2016—2022年，按照《云南省包虫病防治技术方案》，对大理州第一人民医院、大理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理市第一人民医院，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宾川县、漾濞县和云龙县第一人民医院及疾病预防控防控制中心，以及国家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中能追溯到的既往棘球蚴病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2016—2022年采取整群随机样方法，选择洱源县、剑川县、鹤庆县、宾川县、漾濞县和云龙县等6个县，每个县每年抽取3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不少于3个村，对调查村不少于500名3岁以上常住居民进行腹部超声检查。每个调查村抽取50名6岁以上常住居民进行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调查。每个调查村随机抽取养犬户，每户采集1份犬粪样，ELISA检测犬粪棘球绦虫抗原。每个调查县随机抽取当地饲养、宰杀的牛、羊和猪，采用内脏剖解法检查家畜棘球蚴感染情况。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016—2022年大理州共12个县（市）发现病例161例。其中，回顾性调查发现病例95例（占50.01%），现场调查发现病例66例（占40.99%）；确诊病例127例（占78.89%），临床病例34例（占21.12%）。男性、女性病例数分别为65例（占40.37%）、96例（占59.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3.851，P > 0.05）。年龄分布中，40~49岁年龄组病例数最多（36例），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88.520，P < 0.05）。病例职业以农民（87.58%，141/161）和学生（6.83%，11/161）为主，病例的民族以白族（63.35%，102/161）和汉族（22.36%，36/161）为主；各职业、各民族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286.898、101.030，均P < 0.05）。2016—2022年共超声筛查6个县（市）543村265 983人，发现棘球蚴病66例，人群棘球蚴病检出率为24.81/10万。其中，洱源县人群棘球蚴病检出率最高，为39.03/10万（23/51 248），云龙县最低，为5.23/10万（2/38 243）。犬粪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为1.48%（218/14 766），其中云龙县阳性率最高，为2.40%（44/1 837），宾川县最低，为0.73%（18/2 470）。2017年人群棘球蚴病检出率最高（149.03/10万），2021年最低（11.41/10万），从2017年开始呈下降趋势。共检查家畜脏器18 416份，棘球蚴感染率为0.09%（16/18 416），其中洱源县和漾濞县的家畜棘球蚴感染率分别为0.45%（15/3 349）和0.03%（1/3 202），其他县未检出感染家畜；2017、2018和2019年家畜感染率分别为0.06%（3/5 369）、0.15%（7/4 771）、0.22%（6/2 769），其他年份未检出感染家畜；牛和猪感染率分别为0.02%（1/4 715）和0.13%（15/11 427），羊未发现感染。人群棘球蚴病防治知识合格率为72.71%（4 494/6 181），其中云龙县最高，为88.76%（1 137/1 281），剑川县最低，为40.23%（286/711），不同地区的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09.991，P < 0.05）。 结论 云南省大理州棘球蚴病呈中度流行，需加强对女性、40~49岁年龄组、农民和白族等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
目的 探讨蒿甲醚脂质体（ARM-Lip）体外抑制刚地弓形虫（简称弓形虫）速殖子增殖的作用。 方法 将含有1 × 104个人宫颈癌细胞置于96孔平底细胞培养板中培养，每孔100 μl，设置不同浓度的ARM-Lip组（3.125、6.250、12.500、25.000、50.000、100.000、200.000、400.000和800.000 μmol/L），对照组（仅含1 × 104个人宫颈癌细胞）和空白组（仅含培养液），24 h后ARM-Lip组每孔分别加入对应药物100 μl，48 h后各孔均加入10 μl CCK-8溶液，1 h后使用酶标仪检测450 nm波长处的吸光度（A值），计算细胞存活率和ARM-Lip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进一步采用稳定表达绿色荧光的RH株（RH-GFP）弓形虫速殖子感染人宫颈癌细胞，与不同浓度的ARM-Lip进行共培育，筛选细胞存活率大于50%的安全浓度的ARM-Lip组，同时设置浓度为400 μmol/L的磺胺嘧啶（SDZ）组和未加药组。荧光显微镜观察24、48和72 h后速殖子的增殖情况，测量共培养48 h时各组平均荧光灰度值，选取最佳浓度ARM-Lip组。吉氏染色后，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各组细胞内的纳虫空泡和弓形虫速殖子的生长情况并计数。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检验。 结果 ARM-Lip在25 μmol/L或以下浓度对人宫颈癌细胞几乎无毒性，IC50为285.1 μmol/L。经100.000、200.000、400.000和800.000 μmol/L的ARM-Lip处理后，平均细胞存活率分别为89.03%、76.30%、42.12%和27.85%，选取6.250、12.500、25.000、50.000和100.000 μmol/L等5个浓度进行后续实验。荧光显微镜下可见未加药组弓形虫RH-GFP株速殖子大量增殖，形态正常，呈现高强度的绿色荧光；随着ARM-Lip浓度的增加，绿色荧光强度逐渐减弱。ARM-Lip体外抑制弓形虫繁殖的最佳作用浓度为100.000 μmol/L，最佳作用时间为48 h。未加药组、ARM-Lip组（100.000 μmol/L）和SDZ组作用48 h后，荧光灰度值分别为89.92 ± 1.12、35.74 ± 1.55和7.34 ± 0.60（F = 7 916.301，P < 0.01），ARM-Lip组和SDZ组的平均灰度值相比未加药组均下降（t = 81.247、123.831，均P < 0.01），SDZ组低于ARM-Lip组（t = -42.584，P < 0.01）。经吉氏染色，未加药组、ARM-Lip组和SDZ组的纳虫空泡数分别为（28.667 ± 2.658）、（16.667 ± 0.817）和（12.667 ± 1.211）个（F = 135.652，P < 0.01），弓形虫RH-GFP株速殖子数分别为（176.167 ± 13.273）、（105.333 ± 7.789）和（70.167 ± 5.947）个（F = 192.763，P < 0.01），ARM-Lip组和SDZ组纳虫空泡数量相比未加药组均减少（t = 0.083、0.063，均P < 0.01），弓形虫RH-GFP株速殖子数量也减少（t = 0.014、0.009，均P < 0.01），SDZ组的纳虫空泡和速殖子数量均少于ARM-Lip组（t = -0.500、-0.057，均P < 0.01）。 结论 ARM-Lip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在体外可抑制弓形虫速殖子的增殖，但效果不及SDZ。
目的 了解江苏省幼儿园儿童蛲虫感染现状、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调整与推进儿童蛲虫病防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9—2022年的每年9—10月，在江苏省的南、中、北部分别抽取至少1个县（市、区）作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抽取2个幼儿园（包含1个农村性质、1个城镇性质幼儿园，规模均为200人以上）开展整群抽样，每个幼儿园至少调查200名包含大、中、小班儿童。对儿童进行肛拭法采样，若显微镜下查见蛲虫卵，即判定为蛲虫感染阳性。对儿童家长开展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儿童基本信息、蛲虫感染相关卫生习惯、家庭情况和家长对蛲虫病的知晓情况等。结果 2019—2022年在江苏省21个县（市、区）累计调查15 669名幼儿园儿童，总感染率为0.7%（111/15 669），逐年感染率分别为1.2%（44/3 678）、0.5%（13/2 568）、0.7%（27/3 802）和0.4%（22/5 621），呈下降趋势（χ2 = 14.46，P < 0.05）；农村幼儿园逐年感染率分别为2.1%（41/1 981)、0.2%（2/833）、1.0%（8/824）和0.6%（19/3 271），呈下降趋势（χ2 = 17.34，P < 0.05），城区幼儿园分别为0.2%（4/1 697）、0.6%（10/1 635）、0.7%（20/2 987）和0.2%（6/2 650），趋势检验无统计学差异（χ2 = 0.04，P > 0.05）。2019—2022年苏南、苏中、苏北的总感染率分别为1.0%（56/5 698）、0.5%（32/6 135）和0.5%（22/4 136）。2019—2022年，大班儿童的感染率分别为1.8%（23/1 266）、0.8%（8/998）、1.4%（16/1 167）和0.6%（10/1 796），呈下降趋势（χ2 = 8.01，P < 0.05），普遍高于中班儿童的1.0%（13/1 325）、0.5%（4/871）、0.5%（9/1 687）、0.5%（10/2 063）和小班儿童的0.8%（9/1 087）、0%（0/699）、0.3%（3/948）、0.3%（5/1 762）。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19—2022年幼儿园儿童吸吮手指的比例分别为20.8%、17.4%、20.5%和19.4%，吸吮玩具/文具的比例分别为12.5%、9.3%、10.1%和12.6%；幼儿园儿童家长对蛲虫病的主观知晓率（是否知道蛲虫病）分别为61.9%、76.0%、78.5%和70.3%，呈上升趋势（χ2 = 202.86，P < 0.05）。年龄越大（OR = 1.447，95% CI = 1.186~1.764，P < 0.05）、洗晒频率越低（OR = 1.121，95% CI = 1.002~1.225，P < 0.05）、幼儿园性质为农村的（OR = 0.509，95% CI = 0.333~0.776，P < 0.05）儿童感染蛲虫的风险越高。结论 2019—2022年江苏省幼儿园蛲虫感染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且呈下降趋势，但仍存在不良的卫生习惯、家长相关知识知晓率不高等现象。年龄、洗晒频率、幼儿园性质为幼儿园儿童蛲虫感染的影响因素。
患者，男，53岁，农民，甘肃宕昌人。2021年11月19日因“头痛、头晕伴恶心、呕吐1周”就诊于甘肃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入院颅脑CT平扫示透明隔结节状稍高密度灶，头颅MRI示脑室轻度扩张。行腰椎穿刺术，颅内压180 mmH2O（1 mmH2O = 9.779 Pa）；取脑脊液进行检测，总蛋白0.74 g/L。次日再行腰椎穿刺术，颅内压为300 mmH2O，遂转至神经外科作进一步治疗。患者颅压高，呈嗜睡状态，唤醒后不能正确对答，复查CT提示侧脑室扩张，考虑脑积水形成，存在脑疝风险。患者近年来有食未熟肉史，有肝棘球蚴病史。为降低患者颅压，11月26日行第1次脑室穿刺引流术，术后予重症监护。期间血清学检查提示猪囊尾蚴IgG抗体和弓形虫IgG抗体阳性，予吡奎酮（400 mg/8 h）和阿苯达唑（0.4 g/d）治疗3个疗程（7 d/疗程，疗程间隔5 d）。为改善患者脑积水症状，12月13日行第三脑室造瘘术（ETV），术后予驱虫治疗的同时行腰大池引流，但治疗效果不佳。12月28日和2022年1月11日行第2、3次脑室穿刺术以降低颅内压，术后驱虫治疗的同时予替加环素（50 mg/12 h）和舒普深（3 g/8 h）抗感染。1月25日患者颅内感染指标转阴，增强颅脑MRI未见明显脑囊尾蚴病灶。考虑堵管概率小，1月27日行脑室-腹腔分流术，术后患者意识清楚，复查头颅CT示脑室积水较前明显改善。患者于2月11日出院，出院时患者神志清楚，无明显头晕头痛、恶心呕吐和癫痫等症状。出院3个月后随访，患者病情恢复良好，生活可自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