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基于硫代磷酸化dNTP（dNTPαS）增强重组酶聚合酶扩增（RPA）特异性与灵敏度的特性，结合CRISPR/Cas12a的靶核酸识别与信号放大能力，建立一种疟原虫核酸快速分型检测方法（PRCP）。 方法 使用Primer Premier 6设计通用型RPA引物，SnapGene 6.0软件在通用引物区域内针对不同虫种疟原虫设计特异性gRNA。在反应体系中加入dNTPαS，形成S-RPA扩增反应；利用CRISPR/Cas12a对扩增产物进行分型识别和信号放大输出。依次优化PRCP反应体系中dNTPαS浓度、RPA引物浓度、gRNA浓度、Cas12a浓度、反应温度、反应时间、Cas12a最终切割时间等条件。以浓度梯度为以108、107、106、105、104、103、102、101 拷贝/µL的恶性疟原虫质粒为模板进行PRCP检测，评估其灵敏度。以乙型肝炎病毒、巴贝虫、布氏锥虫、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作为对照，评估其特异性。通过添加2 g/L血红蛋白、0.1 mmol/L甘油三酯及1 μmol/L胆红素进行PRCP检测，评估其抗干扰能力。利用混合质粒样品检测PRCP体系区分混合感染的能力，并与厚薄血膜涂片法的临床样品（10份疟原虫感染、10份阴性）检测结果进行一致性比较。 结果 筛选3F3R为通用型疟原虫核酸RPA扩增引物，建立了dNTPαS辅助的RPA扩增技术，构建PRCP系统。PRCP体系的优化参数为：dNTPαS最佳占比为70%，最适引物终浓度为0.50 μmol/L（Rate10为676.36），Cas12a终浓度为0.10 μmol/L（Rate10为338.28），gRNA终浓度为0.10 μmol/L（Rate10为718.90）；RPA反应条件为39 ℃（灰度值32 570 ± 5 045）、20 min（灰度值22 513 ± 156）；以Cas12a切割15 min为检测终点（灰度值8 624 ± 359）。系统灵敏度达100 拷贝/μL及以下；与乙型肝炎病毒、巴贝虫、布氏锥虫、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无交叉反应；能抵抗血红蛋白、甘油三酯、胆红素的干扰；具备检测混合感染的能力。与厚薄血膜涂片法相比，PRCP体系检测的符合率为20/20。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快速、灵敏、特异的PRCP技术，实现了疟原虫基因的快速分型检测，为疟原虫的早期筛查和精准诊疗提供了新方案。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简称血防）工作至今已有70年的历程,历经准备、群众性防治、巩固推进、群体化疗、传染源控制等5个阶段。血吸虫病患者数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7年）的949万下降至2018年的3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得益于党政领导、综合治理、科学防治、专业队伍。中国消除血吸虫病必须依靠党政领导,在健全血防机制、强化领导意识的基础上,尊重疾病规律,科学制定规划,完善监测体系,突出预防理念,优化科学管理,推行精准防控,才能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的目标。
患者，男，41岁，农民，新疆喀什人。2025年5月15日因“间歇性左侧腰痛3月”就诊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患者有明确长期牧羊、宰羊及与羊类密切接触史。泌尿系B超提示左肾囊肿合并感染；腹部CT显示左肾类圆形低密度影，大小约14 cm × 11 cm，增强扫描病灶中心无强化，囊壁及壁结节呈轻度渐进性强化，肾盂及肾动脉受压，周围脂肪间隙清晰，胰尾受压推移，左肾强化幅度低于对侧。诊断为“左肾囊肿”。结合影像学表现及临床症状，于2025年5月21日在全麻下行后腹腔镜下左肾囊肿去顶减压术，术中见囊壁灰白、质韧，囊内有清亮囊液，囊腔中见子囊及幼虫，改行左肾棘球蚴内囊摘除术。囊壁组织及囊液经病理检查后，确诊为左肾细粒棘球蚴病。患者术后第2天开始口服阿苯达唑（400 mg，每日2次）。患者术后恢复良好，于术后第8天出院，嘱患者药物疗程不少于6个月并定期随访B超及肝功能，至今未见复发。
为了研究犬弓首蛔虫卵的体外发育形态学变化,采用显微自动拍照系统对体外培养的犬弓首蛔虫卵进行了连续21 d观察和记录。结果表明,犬弓首蛔虫卵存在12个体外发育阶段,即1细胞期、2细胞期、3细胞期、4细胞期、早期桑葚期、晚期桑葚期、囊胚期、肠胚期、1期幼虫前期、1期幼虫期、2期幼虫前期和2期幼虫期。观察发现,虫卵在培养24 h后开始出现卵裂,形成2细胞期虫卵;虫卵第3~6天陆续发育形成3~4细胞期、桑葚期、囊胚期以及肠胚期虫卵;第7天,22.5%虫卵发育形成1期幼虫,并表现出一定趋光特性;第8天,10.67%虫卵发育形成感染性2期幼虫;第17天,感染性2期幼虫从虫卵孵出,卵壳塌陷。这些结果补充和完善了犬弓首蛔虫卵的体外发育形态变化资料。
Toll样受体7(Toll-like receptor 7,TLR7)是一种模式识别受体,细胞静息状态下主要定位于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以及上皮细胞、内皮细胞、角质形成细胞等非免疫细胞的内质网上。病原体感染时,TLR7从内质网转移到效应细胞的内体膜上。TLR7可直接识别单链RNA或核酸类似物等配体,与特异性招募蛋白结合并激活核因子-κB、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和干扰素等调控因子,从而启动固有免疫应答和适应性免疫应答,参与抗感染免疫。本文就TLR7及其配体的结构与功能、TLR7在抗感染免疫中的作用及其相关信号通路等进行综述,以期为TLR7在抗感染免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 全面分析2024年全国棘球蚴病防治工作进展，总结防治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为优化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全国棘球蚴病流行区防治工作数据，建立数据库。对流行区人群查治病、传染源感染以及中间宿主患病等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并与2020至2023年的数据进行比较。采用Pearson卡方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进行组间分析。结果 截至2024年底，全国370个流行县现有棘球蚴病患者23 622例，患病率为53.73/10万（23 622/43 963 728），较2020年（63.51/10万）下降15.40%。新发现棘球蚴病患者2 159例，较2020年（1 900例）上升13.63%，其中，< 12岁患者占10.79%（233/2 159）。2024年全国共计开展人群腹部超声筛查564.04万人次，对超声检查结果为疑似的对象开展血清学检查12 479人次。2024年开展药物治疗16 717人；手术治疗2 061人，其中细粒棘球蚴病占69.29%（1 428/2 061），多房棘球蚴病占24.55%（506/2 061）。2024年随访结果显示，治愈2 499例，治疗有效18 294例，治疗无效4 511例，死亡（非棘球蚴病死因）371例，排除483例，失访231例，未到随访时间169例，外迁他地88例。2024年全国流行乡（镇）共有犬只2 073 297条，其中登记管理的犬1 960 195条。35 146个村开展了犬驱虫工作，家犬药物驱虫20 989 364次，野外犬科动物驱虫投药347 167份。家犬棘球绦虫粪抗原阳性率为0.51%（2 109/411 144），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3.66，P < 0.05）；野外犬科动物棘球绦虫粪抗原阳性率为3.33%（2 437/73 088），且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31.37，P < 0.05）。2024年，家畜患病率为0.92%（1 273/138 373），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10.20，P < 0.05）。野外啮齿类动物患病率为0.57%（282/49 780），自2021年起呈下降趋势（Z = -11.31，P < 0.05）。结论 2024年全国棘球蚴病流行态势得到基本控制，但新发现病例回升、传染源感染率增高提示疫情存在反弹风险。未来防治需持续强化综合防治与跨部门协作，聚焦于全健康理念下的传染源精准管控、提升基层能力、并加大科研投入以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进一步提升我国棘球蚴病防治能力。
疟疾曾是中国流行历史最久远、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历经70余年的综合性防控,我国疟疾防治工作成绩显著,疟疾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有效地控制了疟疾流行,保障了人民健康,同时也减少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自2017年全国首次实现无本地原发感染病例报告后,中国已连续4年维持这一成果,并于2021年6月30日正式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消除疟疾认证,这在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和全球疟疾消除中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本文系统回顾了我国消除疟疾的重大意义、工作特色及消除后面临的挑战等。
目的 分析2016—2024年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与诊断延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和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收集2016—2024年杭州市报告的疟疾监测数据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包括人口学特征、发病及就诊情况、感染来源、既往病史、治疗情况、感染虫种等相关信息。应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及诊断延迟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及诊断延迟与重症疟疾发生的关系。 结果 2016—2024年杭州市累计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282例，男性占94.0%（265/282）、女性占6.0%（17/282），境外务工人员占80.1%（226/282），非洲输入病例占96.1%（271/282）。发病后初次就诊于区（县）级医疗机构的病例最多，占40.8%（115/282）；初次就诊误诊率为22.7%（64/282）。报告病例中恶性疟占比最高（74.8%，211/282）。发病至初次就诊时间间隔为0~16 d，出现症状当天就诊的病例占30.1%（85/282），初次就诊到确诊时间间隔为0~46 d，就诊当天确诊的病例占38.6%（109/282）。就诊延迟、诊断延迟和总体延迟的病例分别占13.1%（37/282）、28.4%（80/282）和18.4%（52/282）。< 30岁、30~39岁、40~49岁、≥ 50岁的发病至初次就诊延迟率分别占15.5%（9/58）、9.9%（7/71）、6.3%（5/79）、21.6%（16/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8.843，P < 0.05）。不同输入地区、初诊医疗机构级别、初次就诊结果和感染疟原虫虫种的诊断延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3.860、19.768、113.928、13.030，P < 0.05）。不同年龄组、输入地区、发病距境外旅居史时间间隔、初次就诊结果和感染疟原虫虫种总体延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9.211、5.554、15.354、54.830、31.735，P < 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 ≥ 50岁是就诊延迟的危险因素（OR = 1.245，95%CI：1.085~1.708）。发病距境外旅居史间隔6个月以上（OR = 3.057，95%CI：1.041~8.979）、初次就诊为其他疾病（OR = 29.405，95%CI：13.993~61.789）、感染间日疟原虫（OR = 2.717，95%CI：1.016~7.266）以及感染其他疟原虫（OR = 2.810，95%CI：1.498~5.273）的病例更易出现诊断延迟；初次就诊为省级医疗机构的病例是诊断延迟的保护性因素（OR = 0.135，95%CI：0.023~0.800）。282例病例中有11例重症及死亡病例，其中恶性疟10例、卵形疟1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诊断延迟（OR = 6.285，95%CI：1.625~24.302）、总体延迟（OR = 6.046，95%CI：1.491~24.522）与重症疟疾发生风险增加有关。 结论 2016—2024年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和确诊存在一定程度延迟，主要与年龄、境外旅居地、初次就诊医疗机构级别和感染疟原虫虫种有关。
本文简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寄生虫病防治战线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全国范围内,血吸虫病的传播已得到有效控制,疟疾已无本地感染病例,淋巴丝虫病已于2006年宣布消除。西北地区尚有内脏利什曼病的局部暴发或散在病例,但东部平原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已无新发病例。土源性线虫感染在大部分地区已降得很低,对人群不构成威胁。这些成绩的取得归功于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下坚定的政治承诺、科技队伍的奉献精神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在继续努力以最终消除上述寄生虫病的同时,我们仍面临棘球蚴病、华支睾吸虫病等人兽共患寄生虫病的挑战,任重而道远。
肠道菌群作为宿主健康的重要调节因子，其在寄生原虫感染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多种寄生原虫可通过直接侵袭肠道上皮、激活炎症反应、破坏肠屏障或改变代谢通路诱导宿主肠道菌群失调，具体表现为有益菌减少、致病菌增殖及菌群多样性下降。刚地弓形虫和蓝氏贾第鞭毛虫可引发菌群重构并持续影响宿主代谢，利什曼原虫和锥虫在其传播媒介肠道内的发育过程受微生物群显著影响，媒介共生菌可对病原体的生长与分化发挥促进或抑制作用。肠道菌群不仅影响寄生虫定植和感染程度，还可通过其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吲哚类、胆汁酸）调节宿主免疫应答，成为寄生虫感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调节因子。本文对重要寄生原虫感染引起的肠道菌群改变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旨在为深入理解其致病过程及微生态干预策略的开发提供参考。
目的 探索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在我国基层的落地困境与优化路径，为基层健康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方法 于2023年6月至8月选择北京、浙江、海南、青海等4个地区与One Health相关的政府基层部门（包括省、市、县级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生态环境、农业、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30名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One Health理念多部门健康协同相关的实践经验、现状和存在问题。使用NVivo12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并分析。 结果 收集的访谈资料经开放式编码得到51个初始概念，同时得到25个子范畴，分别为准备和响应、安全风险、信息交流、理念认可、管理和协调、沟通方式、社会效益、协作机制、协同治理、跨区协作、政策与规划、激励机制、国际合作、审计计划、部门职责、联合规划、跨部门协作、信息共享、经济情况、健康情况、宣传、资源、评价机制、反馈机制、监督实施等；25个子范畴经主轴式编码重新聚类后，归纳为10个主范畴，分别为信息交流、政策与规划、激励机制、社会效益、传播、协作机制、沟通、资源、准备和反应、国际合作等；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分析表明，在实践One Health理念时，多部门之间的协作尤为关键。这种协作体现在跨部门合作、应急响应、数据共享、社会责任和全球协同等多个方面。 结论 One Health落地关键在于制度创新，需通过基层机制建设实现“人-动物-环境”健康协同治理。落实“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策略，强化源头防控。未来应深化试点，推广评估工具，推动政策向社区延伸。
目的 探讨肝多房棘球蚴病（AE）患者外周血及肝脏中中性粒细胞水平、免疫微环境特征及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4例AE患者（AE组）和24位健康者（HC组）为研究对象。AE组患者均经影像学与病理学确诊。收集研究对象性别、年龄、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数值，计算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和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对AE组进行PMN分型。使用GraphPad Prism 9软件分析AE组外周血临床指标间相关性。采集外周血与手术切除的病灶近旁及远端肝组织，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Masson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使用QuPath-0.5.1软件分析2组趋化因子（C-C基元）配体2（CCL2）、趋化因子（C-X-C基元）配体1（CXCL1）、C-X-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2（CXCR2）阳性区域面积占比。流式细胞术分析肝脏CD16⁺ CD66b⁺ 中性粒细胞水平及其与临床指标相关性。ELISA检测外周血与肝组织中白细胞介素8（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颗粒酶B（GRZB）、CCL2、弹性蛋白酶2（ELA2）、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基质金属蛋白酶（MMP-9）、髓过氧化物酶（MPO）等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相关性网络分析。 结果 与HC组相比[（1.99 ± 0.62）× 109/L、（260.29 ± 40.36）× 109/L]，AE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和血小板水平下降[（1.60 ± 0.64）× 109/L、（229.75 ± 62.20）× 109/L]（t = 2.036、2.018，均P < 0.05）；ALT、AST、NLR、SII升高[AE组分别为（35.54 ± 27.53）U/L、（49.21 ± 47.63）U/L、2.06（区间1.48~3.27）、725.29（区间312.41~810.59），HC组分别为（24.17 ± 5.29）U/L、（49.20 ± 47.64）U/L、1.67 ± 0.37、420.58 ± 44.81]（t = 2.319、2.604、2.317、2.051，均P < 0.05）。相关性分析显示，NLR、SII与PMN分型呈强正相关（r = 0.67，P < 0.01），与ALT呈弱正相关（P < 0.05）。病理学检查显示，与远端相比，病灶近旁存在严重的组织结构紊乱、肝细胞凝固性坏死和纤维化。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近旁CD16⁺ CD66b⁺ 中性粒细胞水平（20.49 ± 10.63）较远端（33.52 ± 11.23）显著升高（t = 6.923，P < 0.01），且与PMN分型呈正相关（r = 0.667，P < 0.05）。免疫组化显示CCL2、CXCL1、CXCR2在病灶近旁高表达（近旁分别为50.03 ± 15.30、72.77 ± 13.45、74.49 ± 10.55，远端分别为40.99 ± 13.78、56.94 ± 16.23、57.76 ± 15.26）（t = 6.492、5.527、3.747，均P < 0.05）。AE组外周血IL-6、IL-10、ELA2、NGAL、MMP-9、MPO和TNF-α水平升高；病灶近旁IL-8、IL-10、GRZB和CCL-2高表达，NGAL、MMP-9低表达。相关性网络分析结果显示，MPO与ICAM-1（r = 0.98）、MMP-9与ELA2（r = 0.88）呈极强正相关。 结论 AE患者肝病灶周围存在以趋化因子轴（CXCL1、CXCR2、CCL2）上调为驱动的中性粒细胞显著浸润。中性粒细胞通过释放氧化酶和基质降解酶的协同效应，驱动了病灶周围的炎症风暴与纤维化重塑。由局部免疫微环境恶化引发的病理改变，决定了疾病的严重程度（PNM分型），并同步映射外周血系统性炎症指标（NLR、SII）的显著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