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共患病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人兽共患病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发生，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和生态安全。气候变化作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影响人兽共患病出现的重要驱动因素。预计未来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2~5 ℃，并伴随更加频繁、强烈的极端气候事件。温度、湿度等气候条件会影响人兽共患病的宿主、媒介及病原体的生存、繁殖、丰度和分布情况，而人类、动物和生态环境之间动态相互作用也增加了人兽共患病暴发的风险。本文就气候变化与人兽共患病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探究如何构建高效的气候变化影响下人兽共患病风险预警体系，并将全健康理念用于人兽共患病溢出、传播及暴发的预警，以期实现对人兽共患病的高效防控。

目的 初步探索日本血吸虫G蛋白偶联受体89（SjGPR89）在日本血吸虫生长发育中的作用。 方法 利用SMART网站和TMHMM网站预测其SjGPR89蛋白的蛋白结构和跨膜结构。取40只SPF级6~8周龄雌性昆明小鼠经腹部贴片法感染日本血吸虫尾蚴（200 ± 10）条/鼠，分别于感染后第14、16、18、20、22、24、26、28、30天解剖小鼠，收集虫体，提取虫体RNA并逆转录为cDNA，采用qRT-PCR检测SjGPR89 mRNA在血吸虫中的相对转录水平。取12只SPF级6~8周龄雌性昆明小鼠，经腹部贴片法感染日本血吸虫尾蚴（60 ± 2）条/鼠，随机平均分为SjGPR89干扰组（干扰组）和对照组，干扰组于感染后第1、6、10、14、18、22、26天经尾静脉注射SjGPR89双链RNA（dsRNA）10 μg/鼠，对照组注射等量绿荧光蛋白（GFP）dsRNA。小鼠感染后第30天收集虫体，取雌、雄虫各5条，提取虫体RNA，逆转录为cDNA，采用qRT-PCR检测虫体SjGPR89 mRNA相对转录水平；用多聚甲醛乙酸乙醇（AFA）固定分开的雌、雄虫后，采用Image J软件测量虫长，并统计虫荷；采用卡红染色对雌、雄虫的性腺进行染色，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生殖腺发育状态的变化。另取12只SPF级6~8周龄雌性昆明小鼠，经腹部贴片法感染尾蚴（40 ± 2）条/鼠，随机平均分为干扰组和对照组，干扰组于小鼠感染后第26、30、34、38天经尾静脉注射10 μg dsRNA/鼠，于第42天解剖小鼠，取肝组织，qRT-PCR检测肝组织中胶原Ⅰ、胶原Ⅲ、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mRNA的相对转录水平；肝组织经5% NaOH消化后，计数每克肝组织虫卵数；制备肝切片，Masson染色后镜下观察肝纤维化程度。 结果 TMHMM网站预测结果显示，SjGPR89为一种较保守的9次跨膜的G蛋白偶联受体；SMART网站预测结果显示，SjGPR89蛋白由4个跨膜区域、1个高尔基pH调节受体（GPHR）结构域、1个低复杂度区域和一个脱落酸（ABA）G蛋白偶联受体（GPCR）结构域组成。qRT-PCR检测结果显示，小鼠体内不同发育时期（14~30 d）日本血吸虫的SjGPR89 mRNA相对转录水平较平稳，仅雌虫在感染小鼠后的第26~28天有大幅上升。感染后第30天，qRT-PCR检测结果显示，干扰组雌、雄血吸虫中SjGPR89的mRNA相对转录水平分别为307.70 ± 58.21、97.88 ± 11.38，较对照组的767.10 ± 142.79、182.02 ± 7.42（t = 5.96、12.39，均P < 0.01）敲低了59.89%和46.23%；干扰组雌、雄虫的虫长分别为（12.13 ± 2.67）、（10.00 ± 1.72）mm，较对照组的（13.67 ± 1.74）、（11.48 ± 1.94）mm（t = 4.10、5.09，均P < 0.01）减短了11.22%和12.93%；干扰组雌、雄虫的虫荷数分别为（23.00 ± 1.83）、（23.75 ± 2.99）条，较对照组的（26.75 ± 0.96）、（31.00 ± 3.56）条（t = 3.64、3.12，均P < 0.05）减少了14.02%和23.39%。卡红染色结果显示，干扰组雌虫的性腺发育出现延滞状态，卵巢和卵黄腺着色较浅，且卵巢的面积远小于对照组；雄虫的性腺发育不充分，形态大小较对照组小。干扰组的每克肝组织虫卵数为（2 777.33 ± 197.94）个，较对照组的（5 871.32 ± 875.25）个（t = 5.97，P < 0.01）减少了52.70%。感染后第42天，Masson染色观察结果显示，干扰组小鼠肝胶原纤维面积小于对照组；qRT-PCR检测结果显示，干扰组小鼠肝组织中的胶原Ⅰ、胶原Ⅲ、α-SMA mRNA相对转录水平分别为530.20 ± 246.81、825.26 ± 139.82、551.59 ± 189.94，均低于对照组（t = 3.81、2.50、4.72，均P < 0.05）。 结论 干扰SjGPR89蛋白可抑制日本血吸虫的生长发育、生存能力和雌虫产卵，减轻对宿主肝脏的病理损伤。

目的 探讨多房棘球蚴感染对小鼠腹腔ST2⁺ T细胞亚群功能及其免疫检查点分子表达的影响。 方法 11只BALB/c小鼠随机分为感染组（5只）、对照组（6只）。感染组每鼠经肝门静脉接种4 000个多房棘球蚴原头节，对照组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感染24周后小鼠腹腔内注入RPMI 1640，取腹腔内液体，离心后收集淋巴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筛选小鼠腹腔不同T细胞亚群，检测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蛋白（ST2）的表达变化，比较不同ST2⁺ T细胞亚群功能和表达免疫检查点分子杀伤细胞凝集素样受体G1（KLRG1）、淋巴细胞激活基因-3（LAG3）和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的细胞比例与绝对数，及分泌细胞因子γ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4（IL-4)和IL-17A的细胞比例与绝对数。采用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 感染后24周，感染组小鼠腹腔内可见囊泡状或实体病灶，ST2⁺CD4⁺ T细胞绝对数为（5.06 ± 3.06）× 10⁴，记忆ST2⁺CD4⁺ T细胞绝对数为（4.66 ± 3.18）× 10⁴，均高于对照组的（3.31 ± 2.77）× 10³和（3.27 ± 2.77）× 10³（t = 3.442、3.035，均P < 0.05）；且感染组小鼠腹腔记忆ST2⁺CD4⁺ T细胞比例为（22.78 ± 6.05）%，绝对数为（4.66 ± 3.18）× 10⁴，均高于非记忆ST2⁺CD4⁺ T细胞比例[（6.68 ± 1.25）%]和绝对数[（3.88 ± 5.20）× 10³]（t = 5.830、2.962，P < 0.01、 0.05）；感染组小鼠腹腔记忆ST2⁺CD8⁺ T细胞比例为（7.03 ± 1.09）%，高于非记忆ST2⁺CD8⁺ T细胞的（4.10 ± 1.57）%（t = 3.417，P < 0.01）。感染小鼠中表达KLRG1、LAG3和PD-1的记忆ST2⁺CD4⁺ T细胞绝对数分别为（2.77 ± 1.41）× 10³、（5.52 ± 3.95）× 10³、（6.59 ± 3.75）× 10³，均高于对照组的（3.66 ± 6.42）× 10²、（1.67 ± 0.72）× 10²、（1.69 ± 1.49）× 10³（t = 3.760、3.356、2.956，P < 0.01、0.05、0.05）。感染组小鼠分泌IFN-γ的记忆ST2⁺CD4⁺ T、ST2⁺CD8⁺ T细胞比例为（5.48 ± 1.33）%和（16.24 ± 4.08）%，均低于对照组的（14.82 ± 3.04）%和（44.70 ± 5.31）%（t = -6.325、-9.786，均P < 0.01）；感染组小鼠分泌IL-4的记忆ST2⁺CD8⁺ T细胞比例为（13.10 ± 3.60）%，高于对照组的（4.59 ± 0.36）%（t = 5.264，P < 0.01）。 结论 多房棘球蚴感染小鼠腹腔T细胞和记忆T细胞表面ST2表达上调，且表达记忆ST2⁺ T细胞KLRG1、LAG3和PD-1分子的比例上调伴随IFN-γ分泌能力减弱，提示记忆ST2⁺ T细胞存在免疫功能耗竭。

目的 了解宁夏多房棘球蚴病流行区犬和野外宿主感染情况。 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于2021年在有多房棘球蚴病流行的西吉县、原州区和海原县各抽取16个村作为调查点。在调查村垃圾投放点半径100 m范围内采集流浪犬粪样，同时采集调查村家犬粪样。在每个县自然林场的外围采集狐狸、狼等野外终宿主粪样。采用ELISA检测家犬、流浪犬、狐狸、狼等粪样的棘球绦虫抗原，并计算粪抗原阳性率。以调查村外围住户为起点向外延伸1 km范围捕捉野鼠，在调查村居民室内捕捉家鼠，鉴定后解剖，查找肝、肺、腹腔等脏器的囊状物、包块或结节等疑似病灶，制备疑似病灶组织切片，苏木精-伊红染色后显微镜下观察原头节，并计算鼠感染率。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粪抗原阳性率、感染率差异的比较采用χ²检验。 结果 宁夏西吉县、原州区和海原县共检测流浪犬粪样1 554份、家犬粪样2 567份，粪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分别为4.76%（74/1 554）、0.97%（25/2 567），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59.23，P < 0.05）。其中，西吉县、海原县、原州区流浪犬粪抗原阳性率分别为6.51%（31/507）、3.48%（18/517）、4.34%（23/530），均高于家犬的1.30%（11/843）、0.70%（6/859）、0.92%（2/217）（χ² = 27.17、14.58、17.62，均P < 0.05）。共捕获鼠类7种649只，鼠类多房棘球蚴感染率为0.62%（4/649），检出感染多房棘球蚴的4只鼠均为阿拉善黄鼠。阿拉善黄鼠多房棘球蚴感染率为1.09%（4/366），其中西吉县阿拉善黄鼠多房棘球蚴感染率为2.31%（3/130）、原州区为0.86%（1/116），两县(区)感染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77，P > 0.05），海原县未检出阳性鼠。各调查点阿拉善黄鼠的密度为3.02~11.48只/hm²（1 hm² = 10 000 m²）。3个县(区)共采集狐狸、狼等野外终宿主粪样252份，粪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为1.19%（3/252）。抗原阳性的粪样均为狐狸粪样，狐狸粪样阳性率为2.61%（3/115），其中西吉县狐狸粪样阳性率为3.92%（2/51）、原州区为2.78%（1/36），两县(区)感染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08，P > 0.05），海原县未检出阳性狐狸粪样。 结论 宁夏流浪犬、狐狸粪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较高，中间宿主阿拉善黄鼠有多房棘球蚴感染，提示多房棘球蚴流行循环链依然存在，应加强流浪犬等野外宿主的调查研究与管理驱虫工作。

目的 了解青海省成年人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为精准防控提供依据。 方法 2021年3—8月，在青海省8个市（州）34个县（区）各抽取1 000名18~80岁成年人开展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调查，内容包括棘球蚴病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主要症状和国家优惠政策等5方面9小题，答对1题计1分，答对6题以上判定为合格。同时收集被调查者的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民族、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地区类型、参加棘球蚴病知识健康宣教。计算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合格率，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棘球蚴病防治知识合格率的影响因素。使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7 400份，回收有效问卷33 359份，回收率为89.2%。棘球蚴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为64.2%，合格率为57.2%（19 076/33 359）。知晓率位居前3的地区分别为西宁市（70.5%）、海西州（68.9%）和果洛州（68.0%）；合格率位居前3的地区为西宁市（68.8%，2 617/3 803）、果洛州（67.4%，1 844/2 734）和海西州（65.4%，2 811/4 299）；海东市的知晓率和合格率均最低，分别为58.3%和46.6%（2 525/5 42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民族、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地区类型、参加棘球蚴病知识健康宣教等7个因素对青海省成年人棘球蚴病防治知识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7.15、35.30、251.00、676.29、179.30、10.86、2 704.80，P < 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青海省成年人棘球蚴病防治知识合格率的主要因素为民族（以汉族为对照，藏族OR = 0.87，95% CI：0.82~0.93；回族OR = 0.84，95% CI：0.77~0.91）、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组为对照，初高中OR = 1.16，95% CI：1.10~1.23；大学及以上OR = 1.39，95% CI：1.27~1.53）、职业（以无业人员为对照，农民OR = 1.38，95% CI：1.27~1.49；牧民OR = 1.67，95% CI：1.53~1.82；机关/事业单位人员OR = 2.28，95% CI：2.01~2.59）、家庭月收入（以≤ 1 000元为对照，1 001~3 000元组OR = 1.10，95% CI：1.04~1.17；> 5 000元组OR = 1.15，95% CI：1.04~1.26）、地区类型（以农业区为对照，牧业区OR = 1.12，95% CI：1.05~1.19）和参加棘球蚴病相关知识健康教育情况（以否为对照，是OR = 3.41，95% CI：3.25~3.58）。 结论 青海省成年人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水平不高，影响合格率的主要因素为民族、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地区类型和参与棘球蚴病知识健康教育。

目的 了解2017—2021年江苏省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为制定科学的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2017—2021年，江苏省每年选取8个县（市、区）作为监测点（固定监测点1个，每年不变；流动监测点7个，每年不同）。各监测点按照东、西、南、北、中等5个地理方位，每个方位抽取1个乡（镇）的1个行政村开展监测调查，每个行政村抽取3周岁以上常住居民不少于200人。采集监测对象粪样约30 g，通过改良加藤厚涂片法（Kato-Katz法，一粪二检）检测虫卵，计算各虫种感染率和感染度。钩虫阳性粪样再用试管滤纸培养法鉴定钩虫虫种。3~9周岁儿童加做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测蛲虫感染情况。从固定监测点每村随机抽取5户住户，每户采集1份菜园或田地的土样（≥ 400 g），其中350 g土样用于钩蚴检测，50 g用于人蛔虫卵检测。感染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2017—2021年江苏省累计调查41 753人，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为0.30%（124/41 753）。蛔虫、钩虫、鞭虫和蛲虫的感染率分别为0.13%（56/41 753）、0.06%（24/41 753）、0.02%（10/41 753）和0.08%（34/41 753），所有土源性线虫感染者均为轻度感染。固定监测点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为0.37%（21/5 699），流动监测点为0.29%（103/36 054），二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19，P > 0.05）。2017—2021年，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分别为0.26%（22/8 549）、0.54%（46/8 452）、0.22%（19/8 454）、0.37%（30/8 189）和0.09%（7/8 109），不同年度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2.88，P < 0.01)。13个设区市中，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最高的为连云港市（1.17%，48/4 119），其次是宿迁市（0.38%，21/5 487）和淮安市（0.36%，11/3 040），不同设区市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37.52，P < 0.01）。男性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为0.26%（52/19 773），女性为0.33%（72/21 980）（χ² = 1.47，P > 0.05）；3~9岁年龄组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最高，为0.86%（35/4 093），不同年龄组人群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53.24，P < 0.01）；幼托儿童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最高，为1.21%（22/1 811），不同职业人群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45.56，P < 0.01）；学龄前儿童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最高，为1.24%（25/2 020），不同文化程度人群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54.96，P < 0.01）。2017—2021年共检测田地或菜园土样125份，1份检出钩蚴（镜检鉴定为十二指肠钩蚴），土样钩蚴阳性率为0.8%；未检出蛔虫卵。 结论 2017年以来江苏省人群土源性线虫病处于极低流行水平，后续应进一步加强对江苏省北部地区的儿童及老人等重点人群的关注。

目的 了解2016—2020年青海省土源性线虫国家级监测点人群，为制定土源性线虫病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2016—2020年在全省29个县（市、区）设立国家级监测点，每年固定监测点2个，流动监测点5~6个。各监测点按地理位置划分为东、西、南、北、中等5个片区，每个片区抽取1个乡（镇）的1个行政村，整群抽取3周岁以上常住居民200人为调查对象。采集调查对象粪样，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Kato-Katz法，一粪二检）检测土源性线虫虫卵；对3~9岁儿童同时采用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测蛲虫卵。计算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感染度，分析感染人群的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地区的分布情况。组间感染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2016—2020年共调查37 724人，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为0.86%（323/37 724）。感染虫种以蛔虫为主，感染率为0.85%（322/37 724），占总感染人数的99.69%（322/323），轻度感染占87.89%（283/322），中度感染占12.11%（39/322）。3~9岁儿童蛲虫感染率为0.02%（1/4 069）。男、女性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分别为0.80%（148/18 550）、0.91%（175/19 174），二者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1.611，P > 0.05）；3~10岁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为1.42%（90/6 351），不同年龄组人群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43.516，P < 0.01）；汉族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为1.66%（276/16 622），不同民族人群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242.302，P < 0.01）；民工土源性线虫感染率最高，为2.82%（5/177），不同职业人群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78.710，P < 0.01)。2016—2020年，固定监测点中，平安区的土源性线虫感染率分别为1.21%（24/1 086）、3.37%（39/1 157）、1.70%（17/1 000）、1.19%（13/1 091）和0.80%（8/1 003），不同年度之间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25.239，P < 0.01）；互助县的感染率分别为1.81%（18/994）、2.47%（24/971）、2.28%（23/1 007）、3.01%（30/998）和2.37%（24/1 012），不同年度之间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3.132，P > 0.05）。2016—2020年，27个流动监测点共检出土源性线虫感染者103例，99例（占96.12%）分布于祁连山地-河湟谷地；柴达木盆地未检出感染者，不同地区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78.856，P < 0.01）。 结论 青海省监测人群的土源性线虫感染较低，以蛔虫感染为主；3~10岁儿童、民工为今后防控的重点人群。

目的 了解河南省土源性线虫的感染现状和防治效果，为制定防治对策提供依据。 方法 2016—2020年按照《全国肝吸虫病和土源性线虫病监测方案(试行)》要求，全省以县为单位设立监测点。各监测点按地理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中等5个片区，每片区随机抽取1个乡（镇）的1个行政村为监测点，每个行政村整群抽取3周岁以上常住居民不少于200人为监测对象，每个监测县（市、区）监测人数不少于1 000人。采集监测对象粪样，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Kato-Katz法）检测土源性线虫（钩虫、蛔虫、鞭虫）感染情况，试管滤纸培养法鉴定钩虫虫种，计算感染率。感染率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结果 2016—2020年，在河南省98个土源性线虫病监测点累计检测101 254人次，检出土源性线虫感染139例，总感染率为0.14%。不同年份人群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均处于1.0%以下水平（0.08%~0.19%），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9.797，P < 0.05）；线性趋势检验结果显示，人群土源性线虫的总感染率随着年份变化无统计学意义（χ² = 1.304，P > 0.05）。所监测的18个地市及6个省直管县中，感染率居前3位的分别为漯河市（0.46%，19/4 097）、南阳市（0.31%，32/10 280）和济源示范区（0.28%，3/1 073），另有7市（省直管县）未发现感染者。男性和女性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分别为0.14%（65/47 795）和0.14%（73/53 459）。不同性别人群钩虫、蛔虫、鞭虫及土源性线虫感染率（男性：0.07%、0.05%、0.02%、0.14%，女性：0.07%、0.05%、0.01%、0.1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117、0.001、0.526、0.001，均P > 0.05）。各年龄组均有感染，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以≥71岁年龄组最高，为0.41%（27/6 603）；钩虫感染率以≥ 71岁年龄组最高，为0.24%（16/6 603）；蛔虫感染率以61~70岁年龄组最高，为0.10%（13/13 408）；鞭虫感染率以≥ 71岁年龄组最高，为0.09%（6/6 603）。各年龄组土源性线虫、钩虫、蛔虫、鞭虫的感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 = 83.585、69.061、16.269、26.559，P < 0.01或P < 0.05）。职业分布中以农民感染率最高，为0.2%（104/52 276）；不同文化程度中以文盲或半文盲人群感染率最高，为0.14%（10/6 939）。不同职业、文化程度人群土源性线虫总感染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2.330、20.014，均P < 0.01）；不同职业、文化程度人群的钩虫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31.103、16.605，均P < 0.01），蛔虫、鞭虫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² = 6.383、4.658和2.819、9.366，均P > 0.05）。 结论 2016—2020年河南省监测人群土源性线虫感染率较低，并呈散发状态，≥ 61岁年龄组、职业为农民、文化程度为小学、初中、文盲或半文盲的人群应为防治重点人群。

目的 分析河南省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对各级诊断机构上报的疟疾病例血样进行复核的结果，评价各级诊断机构的疟疾检测能力。 方法 收集2015—2019年河南省疟疾病例和疑似疟疾病例的血涂片、全血样品以及病例的诊断单位、诊断结果等资料，省级疟疾参比实验室通过镜检、RDT和PCR等3种方法对血样进行复核检测，分析检测结果、虫种误判情况以及各级诊断机构阳性符合及虫种误判情况。不同诊断机构的阳性符合率和误判率采用χ²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2015—2019年河南省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共收集1 194份疟疾样品，经3种方法复核检测共确诊阳性1 078份（90.3%），阴性116份（9.7%）。PCR、RDT、镜检阳性符合率分别为98.7%（1 064/1 078）、96.9%（1 045/1 078）、89.1%（960/1 078）。镜检和PCR检测结果一致的样品934份，其中恶性疟711份、间日疟58份、三日疟32份、卵形疟133份。2015—2019年虫种误判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分别为12.4%（25/202）、12.2%（28/230）、7.3%（15/206）、11.3%（27/239）和5.4%（17/317）；恶性疟原虫、间日疟原虫、卵形疟原虫、三日疟原虫、混合感染、诺氏疟原虫误判率分别为3.7%（30/820）、23.4%（15/64）、39.9%（59/148）、34.3%（12/35）、9/10、1/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疾控机构）、医疗机构和其他机构诊断的疟疾病例分别占23.7%（283/1 194）、74.5%（890/1 194）、1.8%（21/1 194）。疾控机构诊断的283例病例中，省、市、县（区）级疾控机构阳性符合率分别为9/9、93.2%（69/674）、91%（182/2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0.438，P > 0.05）；虫种误判率分别为1/9、20.3%（14/69）、11.5%（21/18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² = 3.271，P < 0.05）。医疗机构诊断的890例病例中，省、市、县（区）、乡（镇）医疗机构阳性符合率分别81.0%（17/21）、91.7%（742/809）、92.2%（47/51）、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55.392，P < 0.05）；虫种误判率分别为7/17、10.9%（81/742）、10.6%（5/47）、1/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11.978，P < 0.05）。 结论 河南省疟疾病例的诊断单位主要为医疗机构，各级疟疾实验室检测能力总体较高，应继续加强对医疗机构疟疾检测人员的培训，维持疟疾较高的检测能力。

了解和评估全国各省疟疾病例血涂片的制作质量，为指导疟疾消除后镜检质控等工作提供数据支持，探索血涂片质量评估的标准模式。抽取2019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每月第1例疟疾病例的血涂片1张（合计总数5例及以上），无疟疾病例则提供疟疾筛查时的阴性血涂片。组织10位持世界卫生组织疟疾镜检能力外部评估一级或二级证书的专家组成2个质量评估小组，集体讨论审定15项评估标准（①~）。将血涂片以省为单位分为2组，分发给2组专家进行双盲阅片评估。计算不同省份平均单张血涂片得分和血涂片制作合格率（每张血涂片满分15分，13分为合格）。对各省血涂片制作水平进行等级划分（合格率≥ 90%、80%~90%、 70%~80%、< 70%分别为A、B、C、D级）。将各省血涂片制作机构分为省级实验室和非省级实验室，比较不同实验室间单张血涂片平均得分和制作等级的差异。计算并比较所有血涂片在各评估标准项上的平均得分率。不同实验室间血涂片平均得分比较采用t检验，血涂片制作水平等级比较应用Person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共收集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85张血涂片。全国单张血涂片平均得分为（13.3 ± 1.5）分，最高省份为14.8分，最低为8.9分，中位数为13.6分。血涂片总合格率为72.6%（207/285)，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血涂片合格率最高为100%，最低为20%。血涂片制作水平为A、B、C和D级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分别为11、3、2和12个。省级实验室血涂片平均得分为（14.2 ± 0.2）分，高于非省级实验室[（13.0 ± 0.4）分]（t = 2.3，P < 0.05）。血涂片由非省级实验室制作的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A、B和D级制作水平的分别为4、2、9个；血涂片由省级实验室制作的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A、B、C和D级制作水平分别为6、1、1和1个。省级实验室血涂片的制作水平高于非省级实验室（Fisher精确概率法，P < 0.05）。不同省（直辖市、自治区）间单张血涂片平均得分的变异系数为11.2%，合格率的变异系数为37.5%。全国的血涂片在评估标准第②、③、⑧、⑨、和项的得分率较低（74.8%~85.3%），主要为厚血膜不合格；制作水平为C级的省级实验室主要扣分项为第和项，主要表现为染色后血膜中杂质较多，染色效果较差；制作水平为D级的省级实验室主要扣分项为第⑩、和项，主要为薄血膜中未观察到红细胞，原虫形态发生了变异。提示各省血涂片制作水平差异较大，省级实验室制作水平较高，基层单位血涂片制作应重点加强规范化。

毕氏肠微孢子虫是一种新发机会性感染病原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合并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可导致患者长期持续性腹泻，甚至死亡。近年来HIV/AIDS合并感染毕氏肠微孢子虫的情况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就其研究进展作一综述，为毕氏肠微孢子虫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提供参考。

带绦虫科部分虫种所引起的棘球蚴病或囊尾蚴病是人兽共患寄生虫病，对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造成重大影响。对相关虫种进行准确的鉴别有助于有效预防、控制甚至消除由其所致的疾病。目前在带绦虫科分子分类及系统进化研究中应用的线粒体基因主要为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1、细胞色素B和NADH脱氢酶亚基1等基因。本文主要综述线粒体基因在带绦虫科中的带绦虫属和棘球绦虫属分子分类与系统进化方面的研究进展。

日本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人们健康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之一。血吸虫感染机体后，在早期以Th1细胞分泌干扰素-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CD8⁺ T细胞发挥细胞免疫为主，在慢性期Th2细胞分泌大量白细胞介素4（IL-4）、IL-13和IL-12，Th1细胞功能受到抑制，从而促使宿主产生以体液免疫为主的适应性免疫应答。免疫调节蛋白B7家族是T细胞活化的第二信号，对调节T细胞免疫应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家族成员包括B7-1、B7-2、B7同源物1（B7-H1）、B7树突状细胞分子（B7-DC），B7-H2、B7-H3、B7-H4、B7-H5、B7-H6和B7-H7，对T细胞有共刺激或共抑制的作用，其中一些在血吸虫病免疫调节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就B7家族成员在血吸虫感染免疫方面最新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细胞焦亡是近年发现的一种依赖半胱氨酸天冬氨酸蛋白酶（caspase）的新型细胞死亡方式，活化后的caspase以剪切消皮素（GSDM）蛋白家族为途径，使细胞膜发生破裂，同时释放炎性细胞因子及其内容物，最终导致细胞死亡，其发生、形态学特征及调控机制与凋亡、坏死、自噬、铁死亡等细胞死亡方式有明显不同。细胞焦亡信号通路可分为经典途径、非经典途径和其他途径。目前大量研究证实，细胞焦亡参与寄生虫病的发展历程。本文就细胞焦亡的定义、不同途径机制及其在多种人体寄生虫病中发挥的作用作一综述，以期为开拓细胞焦亡与寄生虫疾病之间的作用提供依据。

疟疾是由疟原虫引起的严重危及人类生命的传染病。疟疾的治疗及防控主要依赖抗疟药物。阿莫地喹是重要的治疗和预防疟疾的药物，与青蒿素衍生物相配合，在非洲疟疾流行的许多国家用作一线治疗药物。本文对阿莫地喹独特的抗疟活性、抗疟效果、抗药性分子标记和安全性进行了综述。

肝多房棘球蚴病的生物学特性类似于肝恶性肿瘤，手术根治具有一定的困难。目前对肝多房棘球蚴病的诊断水平和治疗手段虽然有所提高，但患者术后复发时有发生，预后情况不容乐观。近年来有研究表明，棘球蚴病灶周围有新生血管生成。为探究病灶的血管供应情况和病灶的生物活性，本文对病灶周围血管分布和血管生成相关因子的表达作一综述。

遵循《卫生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体例，编制《日本血吸虫抗体检测标准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标准全文由六章组成，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仪器设备、试剂或材料、检测步骤。另附有2个资料性附录（主要试剂材料制备方法，检测步骤示意图和注意事项）。该标准已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告（国卫通〔2021〕11号），定于2022年5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推进我国血吸虫病检测技术规范化进程，为全国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通过国家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和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收集2011—2021年河南省输入性三日疟病例疫情数据和流行病学个案信息，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疟疾疫情特征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1—2021年河南省共报告输入性三日疟60例，其中男性占96.7%（58/60）、女性占3.3%（2/60）；多数病例集中在24~47岁年龄组（80.0%，48/60）；病例职业以农民居多（53.3%，32/60）。输入性三日疟病例来自非洲17个国家，来自西非、中非、南非和北非的输入性三日疟病例分别占41.7%（25/60）、26.7%（16/60）、30.0%（18/60）和1.7%（1/60）；输入病例数较多的来源国家为安哥拉（25.0%，15/60）、刚果（金）（13.3%，8/60）、几内亚（10.0%，6/60）、尼日利亚（10.0%，6/60）和加纳（8.3%，5/60）。2021年三日疟病例报告数占当年输入性疟疾总数比例最高（13.3%，4/30）。60例输入性三日疟病例分布于全省12个市和1个直管县，其中郑州、洛阳、濮阳、许昌和焦作市报告的病例数占全省总报告病例数的73.3%（44/60）。由地（市）级医疗单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中心）诊断的病例分别占63.3%（38/60）、11.7%（7/60），由县级医疗单位、疾控中心诊断的病例分别占比3.3%（2/60）、20.0%（12/60），由乡（镇）卫生院诊断的病例占1.7%（1/60）。各级机构诊断疟疾病例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 96.042，P < 0.05）。病例从发病到确诊的时间间隔中位数为10.5 d，最短为0 d，最长为142 d。其中38例（63.3%）从发病到确诊的时间间隔≤ 7 d（23例≤ 3 d，15例4~7 d），22例（36.7%）> 7 d。提示河南省在消除疟疾后阶段，应加强对输入性三日疟监测，提高输入性三日疟诊断能力，巩固消除疟疾成果。

为了解河北省疟疾消除阶段（2011—2019年）初期和消除后阶段（2019后）初期传疟媒介按蚊种群、分布及密度变化，在2012年（第一次调查）和2020年（第二次调查）7—9月，分别选择18和25个调查县的监测点开展通宵诱蚊调查，监测点生境按有无牲畜和水源情况分为4类。结果显示，第一调查捕获蚊虫30 759只，总平均密度为28.48只/（灯·夜），其中中华按蚊占比3.48%（1 070/30 759）。每类生境捕获的中华按蚊平均数分别为60.43、10.92、0.97和0.62只（F = 6.38，P < 0.05）。在秦皇岛市抚宁县、唐山市遵化市、沧州市黄骅市、唐山市乐亭县、衡水市冀州市、石家庄市平山县、保定市涞源县捕获到中华按蚊，分别为870、85、47、27、19、18、4只。8月下旬捕获到的按蚊数量最多，为259只；9月下旬最少，为97只。第二次调查捕获蚊虫14 958只，总平均密度为13.91只/（灯·夜），其中中华按蚊占比2.12%（317/14 958）。仅在Ⅱ、Ⅲ类生境捕捉到中华按蚊，平均数量分别为8.49、1.85只（F = 1.68，P > 0.05），均分布在雄县，9月份最多（60.88%, 193/317）。河北省传疟媒介仅有中华按蚊分布，虽数量较少，但持续存在，仍有潜在的疟疾再传播风险。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2021年11月3日收治1例67岁男性“咳嗽，右肺占位性病变”患者，患者自诉反复咳嗽咳痰50余年，半月前症状加重，在外院行胸部CT检查提示肺部占位病变，有猫、犬接触史，曾因皮肤瘙痒、皮疹呈线状在外院治疗。入院后痰、粪镜检可见活动的粪类圆线虫，胸部CT平扫 + 增强结果提示，右肺下叶背段肺癌（25 mm × 24 mm），双肺上叶、下叶小结节，未排除转移；支气管镜检查结果示，右主支气管通畅，上叶、下叶支气管及各段、亚段支气管通畅，黏膜充血，可见少量白色分泌物，未见新生物。肺泡灌洗液二代测序，检测到粪类圆线虫序列290条、豚鼠耳炎诺卡菌序列102条；肺泡灌洗液培养，见豚鼠耳炎诺卡菌阳性。诊断为“肺粪类圆线虫合并肺诺卡菌感染”，予复方磺胺甲恶唑片（0.96 g/次，1次/6 h，连服3个月）、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3 g/次，1次/12 h，注射14 d）、阿苯达唑片治疗（400 mg/次，2次/d，连服7 d为1个疗程，间隔1个月后继续1个疗程）。治疗1周后复查痰及粪检，提示线虫多数死亡，少量存活。2个月后复诊，复查胸部CT提示病灶明显缩小。

患儿，男，5岁，黎族，三亚崖城人。于2020年3月1日出现发热、头痛、呕吐等症状，当地诊所以“胃肠型感冒”治疗，症状未见明显改善。3月8日起上述症状加重（剧烈头痛和呕吐），并伴神志淡漠、四肢乏力不能行走，带去当地某医院就诊，以“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予抗感染等治疗，症状无改善迹象，并持续进展。于3月21日转入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入院查体：体温38.5 ℃，神志模糊，呈易激惹状态，气促伴呼吸困难，脑膜刺激征阳性。行腰椎穿刺检查，压力为310 mmH₂O （1 mmH₂O = 133.32 Pa），脑脊液呈浑浊状。实验室检查：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1.87 × 10⁹/L）；脑脊液细胞总数1 080 × 10⁶/L，多核细胞占80%，潘氏试验阳性。初诊为“细菌性脑膜炎”，入院后予抗生素治疗6 d，疗效欠佳。患儿家长诉患儿有食生腌螺、虾、蟹的习惯。3月25日行影像学检测，胸部CT提示双肺多发炎性改变；头颅MRI示脑实质多发长条形强化灶。对脑脊液进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结果序列数为368，提示为广州管圆线虫感染。确诊该患儿为重型广州管圆线虫病。予阿苯达唑 20 mg/（kg·d）治疗10 d、地塞米松0.15 mg/（kg·d）静滴3 d，患儿头痛及发热症状缓解。出院2周后随访，患儿外周血嗜酸粒细胞为0.94 × 10⁹/L，头颅MRI示病灶消失、胸部CT示病灶缩小，ELISA检测广州管圆线虫血清抗体IgG阳性。出院8周后返院随访，患儿外周血嗜酸粒细胞为0.44 × 10⁹/L，ELISA检测广州管圆线虫血清抗体IgG阳性、脑脊液抗体IgG阴性，头颅MRI和胸部CT示病灶均消失。随访至2021年5月，患儿发育良好，无其他不适。

患者，男，16岁，在读学生，成都市新都区人。于2017年因癫痫发作，在外院就诊，误诊为“脑血管瘤”，先后行伽马刀术3次，术后症状均有所改善；于2021年11月因视物重影、言语失流利、步态不稳等症状，且影像学检查示不排除患“脑肿瘤”可能，再次行脑部开颅手术，术中见脑组织内有白色棉线样虫体1条，考虑可能是“寄生虫”，遂将患者转院至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作进一步的诊治。入院后询问患者病史并进行相关检查。患者曾有食未煮熟水产品史。血常规检查示，嗜酸粒细胞数和百分比均在正常范围；血清学检测结果为裂头蚴IgG抗体阳性。复阅上家医院拍摄的影像学报告和病理切片等，MRI报告示，脑干区、左侧小脑半球不均匀片状异常信号，增强后呈环状强化；CT报告示，脑干左侧份（桥脑及中脑）、左侧小脑半球斑点状及小结节强化；脑组织病理切片，见典型坏死性隧道及肉芽肿，并可见寄生虫样虫体结构3段，虫体有体壁横纹、体内纵行肌及石灰小体等为“曼氏裂头蚴”虫体特征性结构。确诊该患者为脑裂头蚴病。予吡喹酮治疗[25 mg/(kg·d)× 4 d（共4个疗程，每次间隔1个月）]，首个疗程后出院。6个月后随访，影像学复查示脑部病灶基本消失，临床症状明显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