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基于硫代磷酸化dNTP（dNTPαS）增强重组酶聚合酶扩增（RPA）特异性与灵敏度的特性，结合CRISPR/Cas12a的靶核酸识别与信号放大能力，建立一种疟原虫核酸快速分型检测方法（PRCP）。 方法 使用Primer Premier 6设计通用型RPA引物，SnapGene 6.0软件在通用引物区域内针对不同虫种疟原虫设计特异性gRNA。在反应体系中加入dNTPαS，形成S-RPA扩增反应；利用CRISPR/Cas12a对扩增产物进行分型识别和信号放大输出。依次优化PRCP反应体系中dNTPαS浓度、RPA引物浓度、gRNA浓度、Cas12a浓度、反应温度、反应时间、Cas12a最终切割时间等条件。以浓度梯度为以108、107、106、105、104、103、102、101 拷贝/µL的恶性疟原虫质粒为模板进行PRCP检测，评估其灵敏度。以乙型肝炎病毒、巴贝虫、布氏锥虫、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作为对照，评估其特异性。通过添加2 g/L血红蛋白、0.1 mmol/L甘油三酯及1 μmol/L胆红素进行PRCP检测，评估其抗干扰能力。利用混合质粒样品检测PRCP体系区分混合感染的能力，并与厚薄血膜涂片法的临床样品（10份疟原虫感染、10份阴性）检测结果进行一致性比较。 结果 筛选3F3R为通用型疟原虫核酸RPA扩增引物，建立了dNTPαS辅助的RPA扩增技术，构建PRCP系统。PRCP体系的优化参数为：dNTPαS最佳占比为70%，最适引物终浓度为0.50 μmol/L（Rate10为676.36），Cas12a终浓度为0.10 μmol/L（Rate10为338.28），gRNA终浓度为0.10 μmol/L（Rate10为718.90）；RPA反应条件为39 ℃（灰度值32 570 ± 5 045）、20 min（灰度值22 513 ± 156）；以Cas12a切割15 min为检测终点（灰度值8 624 ± 359）。系统灵敏度达100 拷贝/μL及以下；与乙型肝炎病毒、巴贝虫、布氏锥虫、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无交叉反应；能抵抗血红蛋白、甘油三酯、胆红素的干扰；具备检测混合感染的能力。与厚薄血膜涂片法相比，PRCP体系检测的符合率为20/20。 结论 本研究成功建立快速、灵敏、特异的PRCP技术，实现了疟原虫基因的快速分型检测，为疟原虫的早期筛查和精准诊疗提供了新方案。
收集监测报告管理系统中2025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未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疟疾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对疟疾病例流行病学特征进行统计分析。2025年全国报告疟疾病例4 314例，较2017年（2 861例）、2021年（799例）、2024年（3 157例）分别增加了50.8%、439.9%、36.6%；死亡病例11例，较2024年（15例）减少4例。恶性疟2 829例（占65.6%，2 829/4 314），间日疟963例（占22.3%，963/4 314），卵形疟372例（占8.6%，372/4 314），三日疟103例（占2.4%，103/4 314），混合感染47例（占1.1%，47/43 14）。境外输入性病例4 308例，非蚊传疟疾病例（输血感染）5例，长潜伏期再燃病例1例（三日疟）。除西藏自治区外，其余30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有疟疾病例报告，病例数居前5位的省份依次为云南（678例）、广东（359例）、河南（354例）、湖南（338例）和山东（307例），累计报告2 036例（占47.2%，2 036/4 314）。男女性别比为12.8 ∶ 1，30~39岁年龄组的病例最多（占29.1%，1 255/4 314），出境/入境事由以务工为主（占71.6%，3 086/4 308）。有27个省份报告危重症病例131例（占3.0%，131/4 314），较2024年（112例）增加了17.0%。近4年，我国疟疾疫情呈现持续上升趋势，数千例境外输入性病例给防止输入再传播工作带来压力和挑战。
目的 全面分析2024年全国棘球蚴病防治工作进展，总结防治经验、发现存在的问题，为优化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全国棘球蚴病流行区防治工作数据，建立数据库。对流行区人群查治病、传染源感染以及中间宿主患病等情况进行描述分析，并与2020至2023年的数据进行比较。采用Pearson卡方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进行组间分析。结果 截至2024年底，全国370个流行县现有棘球蚴病患者23 622例，患病率为53.73/10万（23 622/43 963 728），较2020年（63.51/10万）下降15.40%。新发现棘球蚴病患者2 159例，较2020年（1 900例）上升13.63%，其中，< 12岁患者占10.79%（233/2 159）。2024年全国共计开展人群腹部超声筛查564.04万人次，对超声检查结果为疑似的对象开展血清学检查12 479人次。2024年开展药物治疗16 717人；手术治疗2 061人，其中细粒棘球蚴病占69.29%（1 428/2 061），多房棘球蚴病占24.55%（506/2 061）。2024年随访结果显示，治愈2 499例，治疗有效18 294例，治疗无效4 511例，死亡（非棘球蚴病死因）371例，排除483例，失访231例，未到随访时间169例，外迁他地88例。2024年全国流行乡（镇）共有犬只2 073 297条，其中登记管理的犬1 960 195条。35 146个村开展了犬驱虫工作，家犬药物驱虫20 989 364次，野外犬科动物驱虫投药347 167份。家犬棘球绦虫粪抗原阳性率为0.51%（2 109/411 144），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3.66，P < 0.05）；野外犬科动物棘球绦虫粪抗原阳性率为3.33%（2 437/73 088），且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31.37，P < 0.05）。2024年，家畜患病率为0.92%（1 273/138 373），自2021年起呈上升趋势（Z = 10.20，P < 0.05）。野外啮齿类动物患病率为0.57%（282/49 780），自2021年起呈下降趋势（Z = -11.31，P < 0.05）。结论 2024年全国棘球蚴病流行态势得到基本控制，但新发现病例回升、传染源感染率增高提示疫情存在反弹风险。未来防治需持续强化综合防治与跨部门协作，聚焦于全健康理念下的传染源精准管控、提升基层能力、并加大科研投入以突破关键技术瓶颈，进一步提升我国棘球蚴病防治能力。
患者，男，41岁，农民，新疆喀什人。2025年5月15日因“间歇性左侧腰痛3月”就诊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患者有明确长期牧羊、宰羊及与羊类密切接触史。泌尿系B超提示左肾囊肿合并感染；腹部CT显示左肾类圆形低密度影，大小约14 cm × 11 cm，增强扫描病灶中心无强化，囊壁及壁结节呈轻度渐进性强化，肾盂及肾动脉受压，周围脂肪间隙清晰，胰尾受压推移，左肾强化幅度低于对侧。诊断为“左肾囊肿”。结合影像学表现及临床症状，于2025年5月21日在全麻下行后腹腔镜下左肾囊肿去顶减压术，术中见囊壁灰白、质韧，囊内有清亮囊液，囊腔中见子囊及幼虫，改行左肾棘球蚴内囊摘除术。囊壁组织及囊液经病理检查后，确诊为左肾细粒棘球蚴病。患者术后第2天开始口服阿苯达唑（400 mg，每日2次）。患者术后恢复良好，于术后第8天出院，嘱患者药物疗程不少于6个月并定期随访B超及肝功能，至今未见复发。
目的 分析2016—2024年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与诊断延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和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收集2016—2024年杭州市报告的疟疾监测数据和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包括人口学特征、发病及就诊情况、感染来源、既往病史、治疗情况、感染虫种等相关信息。应用SPSS 26.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及诊断延迟影响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及诊断延迟与重症疟疾发生的关系。 结果 2016—2024年杭州市累计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282例，男性占94.0%（265/282）、女性占6.0%（17/282），境外务工人员占80.1%（226/282），非洲输入病例占96.1%（271/282）。发病后初次就诊于区（县）级医疗机构的病例最多，占40.8%（115/282）；初次就诊误诊率为22.7%（64/282）。报告病例中恶性疟占比最高（74.8%，211/282）。发病至初次就诊时间间隔为0~16 d，出现症状当天就诊的病例占30.1%（85/282），初次就诊到确诊时间间隔为0~46 d，就诊当天确诊的病例占38.6%（109/282）。就诊延迟、诊断延迟和总体延迟的病例分别占13.1%（37/282）、28.4%（80/282）和18.4%（52/282）。< 30岁、30~39岁、40~49岁、≥ 50岁的发病至初次就诊延迟率分别占15.5%（9/58）、9.9%（7/71）、6.3%（5/79）、21.6%（16/7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8.843，P < 0.05）。不同输入地区、初诊医疗机构级别、初次就诊结果和感染疟原虫虫种的诊断延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3.860、19.768、113.928、13.030，P < 0.05）。不同年龄组、输入地区、发病距境外旅居史时间间隔、初次就诊结果和感染疟原虫虫种总体延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9.211、5.554、15.354、54.830、31.735，P < 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 ≥ 50岁是就诊延迟的危险因素（OR = 1.245，95%CI：1.085~1.708）。发病距境外旅居史间隔6个月以上（OR = 3.057，95%CI：1.041~8.979）、初次就诊为其他疾病（OR = 29.405，95%CI：13.993~61.789）、感染间日疟原虫（OR = 2.717，95%CI：1.016~7.266）以及感染其他疟原虫（OR = 2.810，95%CI：1.498~5.273）的病例更易出现诊断延迟；初次就诊为省级医疗机构的病例是诊断延迟的保护性因素（OR = 0.135，95%CI：0.023~0.800）。282例病例中有11例重症及死亡病例，其中恶性疟10例、卵形疟1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诊断延迟（OR = 6.285，95%CI：1.625~24.302）、总体延迟（OR = 6.046，95%CI：1.491~24.522）与重症疟疾发生风险增加有关。 结论 2016—2024年杭州市输入性疟疾病例就诊和确诊存在一定程度延迟，主要与年龄、境外旅居地、初次就诊医疗机构级别和感染疟原虫虫种有关。
目的 探索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在我国基层的落地困境与优化路径，为基层健康治理提供决策依据。 方法 于2023年6月至8月选择北京、浙江、海南、青海等4个地区与One Health相关的政府基层部门（包括省、市、县级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生态环境、农业、交通运输和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的30名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象，采用方便抽样法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收集One Health理念多部门健康协同相关的实践经验、现状和存在问题。使用NVivo12对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选择性编码并分析。 结果 收集的访谈资料经开放式编码得到51个初始概念，同时得到25个子范畴，分别为准备和响应、安全风险、信息交流、理念认可、管理和协调、沟通方式、社会效益、协作机制、协同治理、跨区协作、政策与规划、激励机制、国际合作、审计计划、部门职责、联合规划、跨部门协作、信息共享、经济情况、健康情况、宣传、资源、评价机制、反馈机制、监督实施等；25个子范畴经主轴式编码重新聚类后，归纳为10个主范畴，分别为信息交流、政策与规划、激励机制、社会效益、传播、协作机制、沟通、资源、准备和反应、国际合作等；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分析表明，在实践One Health理念时，多部门之间的协作尤为关键。这种协作体现在跨部门合作、应急响应、数据共享、社会责任和全球协同等多个方面。 结论 One Health落地关键在于制度创新，需通过基层机制建设实现“人-动物-环境”健康协同治理。落实“人病兽防、关口前移”策略，强化源头防控。未来应深化试点，推广评估工具，推动政策向社区延伸。
目的 探讨肝多房棘球蚴病（AE）患者外周血及肝脏中中性粒细胞水平、免疫微环境特征及其与疾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方法 纳入2024年7月至2025年9月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24例AE患者（AE组）和24位健康者（HC组）为研究对象。AE组患者均经影像学与病理学确诊。收集研究对象性别、年龄、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数值，计算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和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对AE组进行PMN分型。使用GraphPad Prism 9软件分析AE组外周血临床指标间相关性。采集外周血与手术切除的病灶近旁及远端肝组织，行苏木精-伊红（HE）染色、Masson染色、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使用QuPath-0.5.1软件分析2组趋化因子（C-C基元）配体2（CCL2）、趋化因子（C-X-C基元）配体1（CXCL1）、C-X-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2（CXCR2）阳性区域面积占比。流式细胞术分析肝脏CD16⁺ CD66b⁺ 中性粒细胞水平及其与临床指标相关性。ELISA检测外周血与肝组织中白细胞介素8（IL-8）、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颗粒酶B（GRZB）、CCL2、弹性蛋白酶2（ELA2）、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基质金属蛋白酶（MMP-9）、髓过氧化物酶（MPO）等炎症因子的表达水平，并进行相关性网络分析。 结果 与HC组相比[（1.99 ± 0.62）× 109/L、（260.29 ± 40.36）× 109/L]，AE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和血小板水平下降[（1.60 ± 0.64）× 109/L、（229.75 ± 62.20）× 109/L]（t = 2.036、2.018，均P < 0.05）；ALT、AST、NLR、SII升高[AE组分别为（35.54 ± 27.53）U/L、（49.21 ± 47.63）U/L、2.06（区间1.48~3.27）、725.29（区间312.41~810.59），HC组分别为（24.17 ± 5.29）U/L、（49.20 ± 47.64）U/L、1.67 ± 0.37、420.58 ± 44.81]（t = 2.319、2.604、2.317、2.051，均P < 0.05）。相关性分析显示，NLR、SII与PMN分型呈强正相关（r = 0.67，P < 0.01），与ALT呈弱正相关（P < 0.05）。病理学检查显示，与远端相比，病灶近旁存在严重的组织结构紊乱、肝细胞凝固性坏死和纤维化。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近旁CD16⁺ CD66b⁺ 中性粒细胞水平（20.49 ± 10.63）较远端（33.52 ± 11.23）显著升高（t = 6.923，P < 0.01），且与PMN分型呈正相关（r = 0.667，P < 0.05）。免疫组化显示CCL2、CXCL1、CXCR2在病灶近旁高表达（近旁分别为50.03 ± 15.30、72.77 ± 13.45、74.49 ± 10.55，远端分别为40.99 ± 13.78、56.94 ± 16.23、57.76 ± 15.26）（t = 6.492、5.527、3.747，均P < 0.05）。AE组外周血IL-6、IL-10、ELA2、NGAL、MMP-9、MPO和TNF-α水平升高；病灶近旁IL-8、IL-10、GRZB和CCL-2高表达，NGAL、MMP-9低表达。相关性网络分析结果显示，MPO与ICAM-1（r = 0.98）、MMP-9与ELA2（r = 0.88）呈极强正相关。 结论 AE患者肝病灶周围存在以趋化因子轴（CXCL1、CXCR2、CCL2）上调为驱动的中性粒细胞显著浸润。中性粒细胞通过释放氧化酶和基质降解酶的协同效应，驱动了病灶周围的炎症风暴与纤维化重塑。由局部免疫微环境恶化引发的病理改变，决定了疾病的严重程度（PNM分型），并同步映射外周血系统性炎症指标（NLR、SII）的显著升高。
肠道菌群作为宿主健康的重要调节因子，其在寄生原虫感染过程中的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多种寄生原虫可通过直接侵袭肠道上皮、激活炎症反应、破坏肠屏障或改变代谢通路诱导宿主肠道菌群失调，具体表现为有益菌减少、致病菌增殖及菌群多样性下降。刚地弓形虫和蓝氏贾第鞭毛虫可引发菌群重构并持续影响宿主代谢，利什曼原虫和锥虫在其传播媒介肠道内的发育过程受微生物群显著影响，媒介共生菌可对病原体的生长与分化发挥促进或抑制作用。肠道菌群不仅影响寄生虫定植和感染程度，还可通过其代谢产物（如短链脂肪酸、吲哚类、胆汁酸）调节宿主免疫应答，成为寄生虫感染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调节因子。本文对重要寄生原虫感染引起的肠道菌群改变及其潜在的作用机制进行综述，旨在为深入理解其致病过程及微生态干预策略的开发提供参考。
目的 用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采自石家庄地区野生褐家鼠大肠的线虫种类。方法 采集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野生褐家鼠大肠中的线虫，利用光学显微镜和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线虫的形态特征，确定线虫种类。取雌虫、雄虫各1条，提取虫体基因组DNA并扩增内转录间隔区1（ITS-1）序列和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Ⅰ亚基（cox1）基因，测序后用贝叶斯与最大似然法分别构建系统进化树。结果 共鉴定线虫35条，其中雄虫16条，雌虫19条。镜下可见，虫体细小呈圆柱形，两端渐细，表皮薄且具细微环纹，侧翼起始于咽部。头部具有3片发育良好的唇瓣，背唇具2个乳突，两个亚腹唇各有1个乳突，食管前端较细呈圆柱形，末端膨大呈球状。雄虫体长7.083~9.708 mm，具两条长度大致相同的交合刺，长0.250~0.310 mm，尾端具9对尾乳突。雌虫体长9.541~12.208 mm，阴门位于身体后部，周围具有3~5个褶皱，尾端细长具有一对乳突，肛门距尾端为0.916~1.083 mm，虫卵呈椭圆形，长和宽分别为0.050~0.058 mm、0.033~0.041 mm。测序结果显示，ITS-1序列长430 bp（GenBank登录号为PX622390），与达氏异刺线虫（GeneBank登录号为JX845277）的序列相似度为99.91%，与异刺属其他6个虫种的序列相似度为82.4%~90.3%；cox1序列长345 bp（GenBank登录号为PX622389），与异刺属其他7个虫种的序列相似度为82.0%~96.7%。异刺属cox1序列的系统进化树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获得的线虫与鼠异刺线虫亲缘关系较近但相互独立，与异刺属其他物种亲缘关系较远。异刺属ITS-1序列的系统进化树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获得的线虫与达氏异刺线虫亲缘关系最近，且与鼠异刺线虫聚为一支，与异刺属其他物种亲缘关系较远。结论 基于形态学特征鉴定、基因测序和系统进化分析结果，判断本研究获得的线虫为达氏异刺线虫，该物种为中国新纪录种。
目的 分析2024年我国内脏利什曼病的疫情特征，为制定防控措施和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收集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中全国内脏利什曼病病例信息，剔除疑似病例、重复病例和皮肤利什曼病病例，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对内脏利什曼病进行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2024年我国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0个县共报告内脏利什曼病病例278例，较2023年的299例减少7.02%。其中77个流行县共报告本地感染病例232例，43个非流行县共报告输入性病例46例。犬源型（山丘型）内脏利什曼病病例225例（占80.93%），野生动物源型（荒漠型）内脏利什曼病病例5例，人源型内脏利什曼病病例2例。报告病例主要分布于山西（108例）、河南（53例）和陕西（32例）等3个省，合计占全国报告病例总数的69.42%（193/278）。77个流行县中，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18例）和阳泉市郊区（11例）、河南省林州市（13例）和登封市（11例）、河北省井陉县（12例）为主要流行县，合计报告病例占全国总病例数的23.38%（65/278）。内脏利什曼病复燃流行县主要集中在山西省（榆次区、左权县、太谷区、泽州区、闻喜县、上党区）、河南省（陕州区、卢氏县、殷都区、宜阳县、汝州市）、河北省（元氏县、雄县、下花园区）、陕西省（澄城县、米脂县）和北京市（房山区），共报告本地感染病例26例。内脏利什曼病发病高峰为8月份，男性和女性报告病例数分别为191、87例。报告病例主要分布于45~74岁年龄组，农民占全部报告病例数的53.96%（150/278）。结论 我国内脏利什曼病呈低度流行态势，但犬源型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范围逐渐扩大，应加强犬源型内脏利什曼病流行区的监测和防控。
目的 探讨N6-甲基腺嘌呤（m6A）修饰在刚地弓形虫感染后调控巨噬细胞瞬时受体电位M8型通道蛋白（TRPM8）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转录组测序（RNA-seq）和甲基化RNA免疫共沉淀测序（MeRIP-seq）数据来源于NCBI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中的数据集（GSE288205），采用OmicStudio对TRP通道蛋白家族基因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使用RStudio软件中的ggplot2包，采用MeRIP-seq数据绘制TRP通道相关因子1（TCAF1）和TRPM8 mRNA m6A修饰火山图。将人单核细胞系THP-1源性巨噬细胞、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小鼠RAW264.7细胞接种于6孔板中（1 × 106个/孔），1∶1（细胞∶虫）加入弓形虫速殖子作为感染组，对照组加入等量培养基。TRIzol法提取各组细胞的总RNA，逆转录为cDNA，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检测各组的TRPM8（人）/Trpm8（小鼠），以及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和对照组TCAF1、TCAF2的mRNA相对转录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Ca2+内流情况。将THP-1源性巨噬细胞、脂肪量和肥胖相关蛋白（FTO）敲低的THP-1源性巨噬细胞（shFTO-THP-1）及携带非靶向对照shRNA的THP-1源性巨噬细胞（shNC-THP-1）接种于6孔板中（1 × 106个/孔），1∶1（细胞∶虫）加入弓形虫速殖子作为感染组，对照组加入等量培养基。利用m6A甲基化RNA免疫共沉淀-qPCR（m6A-IP-qPCR）验证THP-1源性巨噬细胞TCAF1 mRNA上m6A修饰变化。RNA免疫沉淀实验（RIP）检测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与m6A识别蛋白YTH结构域家族蛋白2（YTHDF2）结合的TCAF1 mRNA的相对转录水平。qPCR检测shFTO-THP-1和shNC-THP-1组在加入放线菌素D处理0、2、4、6 h后的TCAF1 mRNA降解速率。两组之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RNA-seq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TRP通道蛋白家族基因中除了瞬时受体电位阳离子通道亚家族C成员4相关蛋白表达上调外，其他TRP通道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下调。其中TRPM8蛋白的下调幅度最大，其转录水平下降至对照组的0.16。qPCR结果表明，THP-1源性巨噬细胞、PBMC和RAW264.7细胞感染组TRPM8（人）/Trpm8（小鼠）mRNA的相对转录水平分别为0.445 ± 0.118、0.302 ± 0.040、0.365 ± 0.234，低于其对照组的1.000 ± 0.036、1.042 ± 0.381、1.004 ± 0.105（t = 7.828、3.345、4.312，均P < 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THP-1源性巨噬细胞、PBMC和RAW264.7细胞感染细胞内Ca2+平均荧光强度分别为19 500.0 ± 2 427.0、3 569.0 ± 313.9、6 513.0 ± 348.0，低于其对照组的23 500.0 ± 264.6、13 050.0 ± 1 072.0、7 683.0 ± 245.2（t = 2.838、16.970、4.762，均P < 0.05）。qPCR结果表明，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TCAF1 mRNA转录水平为0.617 ± 0.132，低于其对照组的1.005 ± 0.115（t = 3.832，P < 0.05）；TCAF2 mRNA转录水平为0.973 ± 0.030，与对照组（1.015 ± 0.209）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343，P > 0.05）。MeRIP-seq数据的火山图结果显示，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TCAF1 mRNA的3′非翻译区（3′UTR）区m6A修饰较对照组上调了552倍。m6A-IP-qPCR结果表明，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TCAF1 mRNA 3′UTR区m6A修饰水平为对照组（1.000 ± 0）的（4.794 ± 0.854）倍，显著上调（t = 7.696，P < 0.05）。YTHDF2-RIP结果表明，THP-1源性巨噬细胞感染组与YTHDF2结合的TCAF1 mRNA相对转录水平为2.423 ± 0.782，高于对照组的1.010 ± 0.180（t = 3.048，P < 0.05）。与shNC-THP-1感染组相比，shFTO-THP-1感染组TCAF1 mRNA降解速率更快。结论 弓形虫感染后，m6A修饰参与了人和小鼠巨噬细胞中冷感受器TRPM8表达的下调。
血吸虫病曾是我国流行范围广、危害严重的重大传染病之一。消除血吸虫病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期间，我国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精准防控为核心，构建“党政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综合施治、精准防控、科学防控，全国顺利实现血吸虫病传播阻断目标。本文系统总结“十四五”时期血吸虫病防控中科技创新与精准防控融合应用的成效，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疫情反弹风险、技术瓶颈及防控短板，结合《加快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行动方案（2023—2030年）》要求，提出“十五五”期间以“科技创新+精准防控”双轮驱动为核心的推进路径，包括强化核心技术攻关、健全精准防控体系、完善长效工作机制、深化多领域协同联动，为实现全国消除目标和持续巩固消除成果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目的 了解贵州省安顺市白纹伊蚊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抗药性及代谢酶活性水平，以及其击倒抗性基因（kdr）的基因型及分布特点，为白纹伊蚊化学防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于2023年7月—2024年12月在安顺市不同方位的居民区小型积水容器中采集白纹伊蚊幼蚊，带回实验室饲养至F1~F2代。采用幼虫浸渍法分别测定敏感品系及野外品系Ⅲ龄末Ⅳ龄初幼蚊对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及氯菊酯的抗药性，采用接触筒法测定野外品系羽化后3~5 d未吸血雌蚊对3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的抗药性。酶标仪法检测未经生物测定的幼蚊非特异性酯酶（NSE）、多功能氧化酶（MFO）和谷胱甘肽-S-转移酶（GST）的活性。提取完成生物测定后单只成蚊基因组DNA，PCR扩增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vgsc）基因部分片段，测序后与NCBI参考序列进行比对，分析V1016、I1532、F1534、D1763位点突变及频率分布情况。采用SPSS 31.0专业版软件分析幼蚊对每种杀虫剂抗性级别，并对酶活力分布进行Shapiro-Wilk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使用分类回归树算法（CART）预测代谢抗性机制与击倒抗性机制对白纹伊蚊抗药性产生的相对重要性。结果 白纹伊蚊幼蚊对溴氰菊酯、高效氯氰菊酯及氯菊酯的抗性倍数分别为38.47、18.21、209.17倍，均呈中高抗性水平；成蚊死亡率分别为2.04%（2/98）、2.06%（2/97）和7.00%（7/100），均为抗性种群。白纹伊蚊野外品系NSE、MFO、GST活力分别为356.17（321.65~497.79）nmol α-萘酚/（min·mg pr）、12.88（11.17~18.01）nmol cyt c/mg pr、128.70（116.63~153.03）nmol/（min·mg pr），均呈正偏态分布，是敏感品系的1.26、0.45和1.65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4.030、-8.191、-7.371，均P < 0.01）。安顺市白纹伊蚊kdr基因除1763位点未发生突变外，在V1016、I1532、F1534位点均检测到突变，其中1016及1532位点基因型均以野生型纯合子为主（ 65.97%、98.61%）、野生/突变型杂合子次之（30.9%、1.39%）、突变型纯合子所占比例最低（3.13%、0），而1534位点有3种等位基因，即野生型（TTC/F）和突变型（TCC/S和TGC/C），其中突变型（TCC/S）的基因频率高于野生型（TTC/F），该位点突变型纯合子（S/S）的基因型频率最高，为61.11%，野生/突变型杂合子（F/S）次之，为28.47%，野生型纯合子（F/F）基因型频率为7.64%，突变型纯合子（C/C）的基因型频率最低，为2.78%。3个位点联合突变共检测到10种基因型组合，其中T1型（V/V + I/I + S/S）组合占比最高（60.76%，175/288）、T2型（V/G + I/I + F/S）组合次之（25.69%，74/288）。CART分析结果显示，安顺市白纹伊蚊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抗药性产生的相对重要性顺序依次为：1534位点突变（100%）、MFO活性（96.7%）、GST活性（66.6%），NSE活性（21.4%）、1016位点突变（16.4%）、1532位点突变（1.2%）。结论 安顺市白纹伊蚊对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已产生不同程度的抗药性，体内NSE、MFO及GST活性尚未显示出代谢型抗药性特征，kdr基因以F1534位点突变为主，抗药性产生的机制是代谢解毒酶活性变化和基因突变协同作用。
遵循《卫生标准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体例，编制《疟原虫检测 虫种核酸鉴定法》。本标准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样本和检测步骤7部分，另附有2个资料性附录和1个规范性附录。该标准已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发布（WS/T 10030—2025），定于2026年3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的实施将为我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疟原虫虫种核酸鉴定提供统一的技术文件和操作规范，进一步提高核酸鉴定的可靠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目的 分析日本血吸虫感染后小鼠脾脏中B细胞的转录组学特征，筛选并验证差异表达基因（DEG），为揭示日本血吸虫感染B细胞的调控机制提供依据。方法 将BALB/C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NC组）、感染4周组（Sj_4W组）和感染6周组（Sj_6W组），Sj_4W组和Sj_6W组小鼠使用贴片法经皮肤感染（25 ± 1）尾日本血吸虫尾蚴，感染第4、6周分别剖杀对应组小鼠，收集小鼠脾组织，通过磁珠富集分选获得脾B细胞。提取脾B细胞总RNA，构建转录组文库，基于Illumina平台进行RNA转录组测序，利用limma和edgeR软件包进行差异表达分析，筛选DEG，对DEG进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代谢通路富集分析和基因本体（GO）功能富集分类。筛选出3个高表达基因进行逆转录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验证。结果 聚类分析发现，Sj_6W组和NC组间共鉴定出6 443个DEG，其中上调基因4 421个、下调基因2 022个；Sj_6W组和Sj_4W组间共鉴定出6 757个DEG，其中上调基因4 754个、下调基因2 003个。GO功能富集分析结果显示，下调基因主要涉及淋巴细胞分化、免疫应答调节信号通路、淋巴细胞增殖等条目，上调基因主要富集在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免疫应答分子介质的产生、B细胞介导的免疫与体液免疫等条目；KEGG代谢通路富集分析结果显示，下调基因主要富集在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Th1与Th2细胞分化、Th17细胞分化等条目，上调基因主要富集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等条目。RT-qPCR验证结果显示，Sj_6W组小鼠脾B细胞中白细胞介素27（IL-27）、基质金属蛋白酶-8（MMP-8）和嗜酸粒细胞蛋白X（EPX）的mRNA相对转录水平分别为2.14 ± 1.18、21.86 ± 14.06、324.40 ± 252.40，高于Sj_4W组的0.31 ± 0.18、0.03 ± 0.02、0.44 ± 0.72（Mann-Whitney U检验，P < 0.01），亦高于NC组的1.04 ± 0.29、1.20 ± 0.72、1.17 ± 0.69（Mann-Whitney U检验，P < 0.05）。结论 感染日本血吸虫后，小鼠脾B细胞发生了转录重编程，IL-27、EPX和MMP-8等基因表达均上调，淋巴细胞分化与增殖、Th1/Th2及Th17细胞分化、免疫应答分子介质的产生、B细胞介导的免疫及体液免疫调节、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细胞外基质-受体相互作用等通路发生改变。
目的 探讨孕期刚地弓形虫感染后滋养层细胞表面白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B4（LILRB4）的表达水平变化，以及对滋养层细胞功能及妊娠的影响。 方法 将人原代滋养层细胞培养于细胞培养皿中（1 × 107个/皿），分为对照组和感染组。感染组按细胞与弓形虫1:1感染，加入别藻蓝蛋白（APC）标记的抗人LILRB4单克隆抗体，固定破膜后加入别藻蓝蛋白偶联花青7染料（APC-Cy7）标记的抗人细胞角蛋白7（CK7）单克隆抗体和Alexa Fluor 488标记抗人波形蛋白单克隆抗体，流式细胞术检测LILRB4表达情况。取对数生长期的HTR-8/SVneo细胞接种于24孔板中（2 × 105个/孔），分为对照组和感染组。感染组按细胞与弓形虫1:1感染，加入鼠抗人LILRB4单克隆抗体（1:200）、Elab Fluor 647标记的羊抗鼠IgG抗体（1:200）孵育，封片后使用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拍照，Image J软件分析LILRB4蛋白表达的荧光强度。C57BL/6J野生型雌鼠40只与雄鼠20只、LILRB4-/-雌鼠40只与雄鼠20只分别按雌雄比2:1随机合笼过夜，次晨发现阴栓的雌鼠为孕0 d。野生型孕鼠随机分为野生型对照组和野生型感染组，LILRB4-/-孕鼠随机分为LILRB4-/-对照组和LILRB4-/-感染组，每组6只。孕8 d，野生型感染组和LILRB4-/-感染组孕鼠腹腔注射300个弓形虫速殖子，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孕14 d，解剖各组孕鼠子宫，观察胎盘、胎鼠发育情况。免疫组化检测野生型对照组和野生型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中LILRB4蛋白表达，Image J软件分析LILRB4蛋白阳性表达情况。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检测野生型对照组和野生型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中LILRB4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以及野生型对照组、野生型感染组和LILRB4-/-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中白细胞介素-10（IL-10）和IL-12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将HTR-8/SVneo细胞接种于细胞培养皿中（1 × 107个/皿），分为对照组、感染组和LILRB4阻断加感染组，LILRB4阻断加感染组加入LILRB4中和抗体预处理2 h，感染组和LILRB4阻断加感染组按细胞与弓形虫1:1感染，Western blotting检测3组HTR-8/SVneo细胞中IL-10和IL-12蛋白的相对表达水平。Transwell法检测弓形虫感染后HTR-8/SVneo细胞侵袭功能。所有数据均采用GraphPad Prism 9.0软件统计分析，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ukey事后检验。 结果 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对照组人原代滋养层细胞中LILRB4阳性细胞比例为（26.10 ± 1.99）%，高于感染组的（18.60 ± 1.13）%（t = 15.00，P < 0.01）。免疫荧光结果显示，感染组LILRB4蛋白的平均荧光强度为122.56 ± 5.24，弱于对照组的149.27 ± 3.50（t = 5.36，P < 0.05）。野生型对照组和LILRB4-/-对照组孕鼠毛发有光泽，精神正常，胎盘和胎鼠发育良好；野生型感染组和LILRB4-/-感染组孕鼠萎靡不振、毛发蓬松粗糙，胎盘缺血且胎鼠发育不良。野生型感染组胎盘和胎鼠体质量分别为（54.82 ± 7.12）和（140.59 ± 3.19）mg，低于野生型对照组的（72.51 ± 1.11）和（201.03 ± 17.37）mg（t = 4.25、5.92，P < 0.05、0.01）；LILRB4-/-感染组胎盘和胎鼠体质量分别为（41.24 ± 2.80）和（68.25 ± 11.55）mg，均低于野生型感染组（t = 3.07、10.45，P < 0.05、0.01）。免疫组化结果显示，野生型对照组小鼠胎盘组织内高表达LILRB4蛋白，主要集中在细胞膜，野生型感染组LILRB4蛋白表达较少。野生型感染组LILRB4蛋白阳性表达率为（16.13 ± 2.55）%，低于野生型对照组的（36.64 ± 6.62）%（t = 5.00，P < 0.01）。Western blotting结果显示，野生型对照组小鼠胎盘内LILRB4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1.15 ± 0.05，高于野生型感染组的0.78 ± 0.10（t = 5.40，P < 0.05）。野生型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内IL-10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93 ± 0.09，低于野生型对照组的1.28 ± 0.16（Tukey事后检验，P < 0.05）；LILRB4-/-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内IL-10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61 ± 0.10，低于野生型感染组（Tukey事后检验，P < 0.05）。野生型感染组小鼠胎盘组织内IL-1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1.08 ± 0.11，高于野生型对照组的0.55 ± 0.18（Tukey事后检验，P < 0.05）；LILRB4-/-感染组小鼠胎盘内IL-1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1.67 ± 0.29，高于野生型感染组（Tukey事后检验，P < 0.05）。感染组HTR-8/SVneo细胞内IL-10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85 ± 0.05，低于对照组的1.15 ± 0.06（Tukey事后检验，P < 0.05）；LILRB4阻断加感染组IL-10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72 ± 0.04，低于感染组（Tukey事后检验，P < 0.05）。感染组HTR-8/SVneo细胞内IL-1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0.89 ± 0.10，高于对照组的0.52 ± 0.14（Tukey事后检验，P < 0.05）；LILRB4阻断加感染组IL-12蛋白相对表达水平为1.21 ± 0.04，高于感染组的0.89 ± 0.10（Tukey事后检验，P < 0.05）。感染组HTR-8/SVneo细胞侵袭细胞数为（178 ± 21）个，低于对照组的（278 ± 18）个（t = 45.60，P < 0.01），LILRB4阻断加感染组侵袭细胞数为（119 ± 9）个，较感染组侵袭细胞数量进一步减少（t = 5.50，P < 0.05）。 结论 弓形虫感染可致人滋养层细胞和小鼠胎盘组织LILRB4蛋白表达水平显著下调，LILRB4下调可促进IL-12表达，抑制IL-10产生，减弱滋养层细胞侵袭功能。
目的 探索孕期刚地弓形虫感染对蜕膜免疫细胞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im-3）表达的影响及差异关系。方法 取孕鼠分为野生型（WT）孕鼠对照组、WT孕鼠感染组和Tim-3-/-孕鼠感染组，每组20只。2个感染组小鼠于孕8 d，经腹腔感染250条弓形虫RH株速殖子（250 μl/鼠），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于孕14天，观察各组孕鼠精神状态；安乐死处死各组孕鼠后，解剖并记录妊娠结局，计算异常胎鼠率；取孕鼠胎盘、胎鼠并称重，比较3组间不良妊娠结局差异。取早孕期自愿终止妊娠的健康孕妇的蜕膜组织，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收集蜕膜单个核细胞，分为对照组和感染组（每组1 × 107个细胞）。感染组按细胞∶弓形虫为3∶1的比例进行感染，对照组加入等量的不含弓形虫的培养基，20 h后收集两组细胞，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蜕膜自然杀伤（dNK）细胞、蜕膜巨噬细胞（dMϕ）、蜕膜髓源性抑制细胞（dMDSC）和蜕膜树突状细胞（dDC）Tim-3的表达水平。采用免疫磁珠自蜕膜单个核细胞中分别分选出dNK细胞、dMϕ、dMDSC和dDC，将各类细胞分为感染组和对照组。感染组按细胞∶弓形虫为3∶1的比例进行感染，对照组加入等量培养基，20 h后收集细胞，提纯蛋白，利用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分析各类蜕膜免疫细胞Tim-3的表达水平。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体内实验）或配对t检验（体外实验）。结果 WT感染组孕鼠胎盘和胎鼠质量分别为（83.13 ± 9.13）和（96.81 ± 11.63）mg，较WT对照组的（105.18 ± 9.64）和（122.86 ± 3.67）mg明显下降（t = 4.394、5.655，P < 0.01)；Tim-3-/-感染组孕鼠的胎盘和胎鼠质量分别为（66.31 ± 9.00）和（74.32 ± 6.33）mg，均低于WT感染组（t = 3.471，P < 0.01；t = 4.495，P < 0.05）。WT感染组流产率为（30.14 ± 9.87）%，较WT对照组（无流产胎鼠）明显升高（t = 8.076，P < 0.01)；Tim-3-/-感染组流产率为（66.85 ± 26.17）%，高于WT感染组（t = 3.473，P < 0.01）。Tim-3-/-感染组孕鼠的不良妊娠结局较WT感染组孕鼠明显加重。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感染组人dNK细胞、dMϕ、dMDSC、dDC中的Tim-3阳性细胞占比分别为（12.22 ± 4.61）%、（23.87 ± 5.26）%、（10.07 ± 1.02）%、11.01 ± 4.10）%，均低于对照组的（24.50 ± 7.10）%、（41.23 ± 3.84）%、（17.53 ± 0.65）%、（18.53 ± 4.93）%（t = 7.717、5.865、7.798、9.592，均P < 0.05）。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感染组人dNK细胞、dMϕ、dMDSC、dDC中的Tim-3相对表达水平分别为0.69 ± 0.09、0.74 ± 0.09、0.79 ± 0.08、0.84 ± 0.04，均低于对照组的1.03 ± 0.06、0.98 ± 0.06、0.95 ± 0.02、0.97 ± 0.06（t = 7.562、4.099、4.398、5.455，P < 0.05或P < 0.01）。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比较显示，弓形虫感染后，Tim-3在dNK细胞内的降幅最大，为（50.82 ± 5.92）%；在dMDSC和dMϕ内的降幅分别为（42.37 ± 7.96）%、（42.08 ± 12.31）%；在dDC内的降幅最小，为（41.45 ± 7.64）%。Western blotting检测比较结果与流式细胞术基本一致，即弓形虫感染后，各蜕膜免疫细胞Tim-3表达均下调，在dNK细胞内的降幅最大，为（33.06 ± 8.52）%；在dMϕ内次之，为（22.84 ± 10.64）%；在dMDSC和dDC内的降幅较小，分别为（16.25 ± 7.44）%和（13.6 ± 4.42）%。结论 早孕期刚地弓形虫感染可显著下调母胎界面各类主要蜕膜免疫细胞Tim-3的表达水平，其中对dNK细胞影响最大，其他依次为dMϕ、dMDSC、dDC。弓形虫感染后各类蜕膜免疫细胞Tim-3表达水平的下调在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 探讨刚地弓形虫缓殖子阶段特异性烯醇酶1（ENO1）在速殖子与缓殖子相互转化过程中的生物学功能，分析ENO家族在弓形虫期转化调控网络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方法 利用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及相关蛋白9（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构建eno1敲除虫株ME49-Δeno1及ME49-Δeno1-Comp-eno1和ME49-Δeno1-Comp-eno2两种回补虫株；采用空斑实验、增殖实验和入侵实验，比较ME49-Δku80、ME49-Δeno1、ME49-Δeno1-Comp-eno1和ME49-Δeno1-Comp-eno2等4种虫株感染人包皮成纤维细胞后的生长、增殖和入侵能力。采用体外碱性诱导后，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检测ME49-Δku80、ME49-Δeno1速殖子期特异性基因表面抗原1（sag1）和缓殖子期特异性基因缓殖子抗原1（bag1）的相对转录水平，评价eno1敲除对弓形虫速殖子向缓殖子转化能力的影响。采用嘌呤霉素标记与蛋白质免疫印迹（Western blotting）检测ME49-Δku80和ME49-Δeno1两种虫株新生肽链合成情况，验证eno1敲除对弓形虫蛋白质合成的影响。结果 成功构建了ME49-Δeno1虫株，以及ME49-Δeno1-Comp-eno1与ME49-Δeno1-Comp-eno2两种回补虫株。空斑实验、增殖实验和入侵实验结果显示，ME49-Δku80、ME49-Δeno1、ME49-Δeno1-Comp-eno1和ME49-Δeno1-Comp-eno2虫株形成的空斑面积分别为（16 538 ± 14 310）、（4 376 ± 5 355）、（17 377 ± 14 333）和（8 710 ± 8 207）μm2，平均每个纳虫泡的弓形虫速殖子数量分别为（5.836 ± 0.382）、（4.792 ± 0.150）、（5.165 ± 1.243）和（3.872 ± 0.301）个，入侵效率分别为（57.802 ± 6.932）%、（19.679 ± 4.508）%、（63.833 ± 1.198）%和（35.901 ± 8.098）%，eno1敲除抑制了弓形虫的生长（F = 38.290，P < 0.01）、胞内增殖（F = 4.467，P < 0.05）及入侵能力（F = 36.650, P < 0.01）。eno1的回补完全恢复了弓形虫的生长等上述能力，ME49-Δeno1-Comp-eno1虫株形成的空斑面积、纳虫泡内平均速殖子数量和入侵效率均与ME49-Δku80虫株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459、0.895、1.485，P > 0.05）。eno2回补部分恢复了弓形虫的生长等能力，ME49-Δeno1-Comp-eno2虫株形成的空斑面积大于ME49-Δeno1虫株（t = 5.263，P < 0.05），但小于ME49-Δku80虫株（t = 4.905，P < 0.01）；纳虫泡内平均速殖子数量少于ME49-Δku80（t = 6.998，P < 0.05）；入侵效率高于ME49-Δeno1虫株（t = 3.032，P < 0.05），但低于ME49-Δku80虫株（t = 3.559，P < 0.05）。碱性条件诱导48 h后，ME49-Δeno1虫株sag1基因的相对转录水平为1.067 ± 0.115，与ME49-Δku80株的1.002 ± 0.154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584，P > 0.05）；ME49-Δeno1虫株bag1基因的相对转录水平为13.172 ± 1.679，低于ME49-Δku80株的20.338 ± 1.344（t = 5.770，P < 0.01）。碱性诱导96 h后，ME49-Δeno1虫株sag1基因的相对转录水平为0.957 ± 0.132，高于ME49-Δku80的0.727 ± 0.053（t = 2.803，P < 0.05）；ME49-Δeno1虫株bag1基因的相对转录水平为162.248 ± 23.377，低于ME49-Δku80的231.413 ± 12.910（t = 4.486，P < 0.05）。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显示，ME49-Δku80和ME49-Δeno1虫株在新生肽链合成水平上无明显差异，eno1敲除对弓形虫蛋白质合成能力无明显影响。结论 缓殖子特异性烯醇酶ENO1促进弓形虫速殖子生长，并正向调控速殖子向缓殖子的转化，是该过程中的关键调控分子，但并非必需分子，而且ENO1在弓形虫速殖子增殖中不可被ENO2所替代。
目的 分析2014—2023年新疆棘球蚴病住院患者的经济负担情况，明确其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为制定和完善新疆棘球蚴病治疗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与便利性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新疆选取8家医院（三级甲等医院4家、二级甲等医院4家），收集2014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主要诊断为棘球蚴病的住院患者病案首页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民族、住院天数、住院费用、医院等级、地区、是否手术、是否医保及棘球蚴病类型等。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患者人口学特征及费用分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对数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逐步法）分析住院费用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结合人力资本法测算间接经济负担，间接经济负担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DALY × 生产力权重，采用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共纳入棘球蚴病住院患者5 184例，2017年出院人数达峰值（865例），2022年降至最低点（230例，较峰值下降73.4%），2023年回升至361例。患者中位年龄为44岁，以45~59岁年龄组为主（32.9%，1 703例），男性占54.5%（2 823例），细粒棘球蚴病占90.1%（4 670例）。住院费用呈偏态分布，中位数从2014年的23 137.2元上升至2022年的34 921.0元。多房棘球蚴病患者平均住院费用（71 302.7元）高于细粒棘球蚴病（29 397.3元）（Z = -11.750，P < 0.05）；北疆地区患者平均住院费用（36 283.3元）高于南疆地区（17 703.7元）（Z = -19.701，P < 0.05）；住院超过30 d的患者费用均值最高（106 761.4元）（H = 1 263.033，P < 0.05）。对数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住院天数（标准偏回归系数 = 0.414）、是否手术（标准偏回归系数 = -0.471）、医院等级（标准偏回归系数 = 0.210）、地区、棘球蚴病类型、年龄、是否医保是住院费用的独立影响因素（校正后R² = 0.553，P < 0.05）。间接经济负担分析显示，研究期间棘球蚴病共造成10 007.3个DALY损失，人均损失2.0个DALY；15~44岁年龄组疾病负担最重，DALY损失合计5 465.0人年，占总DALY损失的54.6%。人力资本法测算结果显示，总间接经济负担为42 382.3万元，人均间接经济负担为8.2万元。结论 新疆棘球蚴病患者经济负担呈现显著的结构性差异，多房棘球蚴病是导致高额医疗费用的核心病种，其资源消耗模式与细粒棘球蚴病存在本质区别。15~44岁青壮年群体承担了过半的生产力损失，是间接经济负担主要受影响人群。
目的 建立高通量抗巴贝虫化合物筛选体系，筛选高效抗巴贝虫候选化合物，并通过动物感染模型评价其体内疗效。方法 以邓肯巴贝虫组蛋白样转录因子（histf，GenBank登录号：XM_067945812）为靶基因设计特异性引物，将初始染虫率为21.48%的邓肯巴贝虫培养物进行梯度稀释，制备7个染虫率梯度样品（2.148 × 10-1~1.375 × 10-5），提取各样品基因组DNA，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扩增邓肯巴贝虫histf基因，构建虫体数量与循环阈值（Ct值）关联的qPCR标准曲线。将邓肯巴贝虫染虫红细胞接种于96孔板中（5.5 × 104个/孔），加入抗感染化合物库中的1 212种化合物（1 × 10-5 mol/L），评价抑虫效果。将抑虫效果前20的化合物倍比稀释（1 × 10-7~3 × 10-5 mol/L），分别作用48、72 h。提取各组虫体基因组DNA，qPCR扩增histf基因获得Ct值，计算抑制率和体外半数抑制浓度（IC50）。将HEK-293T细胞接种于96孔板中（8 000个/孔），将抑虫效果前20的化合物倍比稀释为1 × 10-6、3 × 10-6、1 × 10-5、3 × 10-5、1 × 10-4和3 × 10-4 mol/L加入各孔，设未加药对照组，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测定吸光度（A450值），计算细胞半数毒性浓度（CC50）。20只金黄地鼠腹腔接种邓肯巴贝虫染虫红细胞（1 × 10²个/只）；12只BALB/c小鼠腹腔接种田鼠巴贝虫染虫红细胞（1 × 10⁴个/只），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感染后第2天，实验组腹腔注射达西司特（10 mg/kg），连续给药15 d，对照组注射等量溶剂，每日吉氏染色镜检，计数红细胞并计算染虫率，评价体内疗效。采用GraphPad Prism 10.1.2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比较采用非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qPCR扩增结果显示，以组蛋白样转录因子histf为靶基因形成的扩增曲线形态正常，溶解曲线呈单一峰型，qPCR反应体系稳定、扩增产物特异性良好，Ct值与染虫率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标准曲线斜率为-3.734，相关系数R2为0.993，直线方程为y = -3.734x + 32.272。标准曲线显示，Ct值随染虫率的下降而出现递增趋势。筛选化合物库1 212种化合物，对邓肯巴贝虫的抑制率为-47.1%~98.1%，其中31种化合物抑制率 > 80%。20种化合物对邓肯巴贝虫具有体外抑制作用，IC50为3.3 × 10-8~1.325 × 10-5 mol/L。达西司特抑制活性最强，IC50为3.3 × 10-8 mol/L。各化合物对HEK-293T细胞的毒性均随作用时间延长而升高，达西司特、甲磺酸卡莫司他和葑醇等6种化合物表现为较高抑虫活性且细胞毒性较低。在邓肯巴贝虫感染金黄地鼠模型中，达西司特可延迟虫体检出时间，感染后第12天染虫率为（1.75 ± 0.94）%，低于对照组的（17.24 ± 3.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4.798，P < 0.05），试验结束时存活2只，对照组全部死亡。在田鼠巴贝虫感染BALB/c小鼠模型中，达西司特组和对照组感染后第15天染虫率分别为（0.06 ± 0.02）%、（6.99 ± 1.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 5.813，P < 0.05），且至感染后第23天前染虫率维持在0.9%~1.0%的较低水平。结论 成功建立了高通量巴贝虫药物筛选方法，获得多种体外高活性抑虫化合物，其中达西司特对邓肯巴贝虫与田鼠巴贝虫均具有良好治疗效果。
